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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网盾下载保护提示我说我在美国在线网站下载的AIM安装软件有病毒。我该不该相信它？

http://cn.calameo.com/ 这个网站很棒，看书看杂志速度还很快。

到维基泄密网站看了看，http://www.wikileaks.org/wiki/Category:China ，最有价值的收获可能是2006-2009年的百度屏蔽关键词列表。

在Gmail 搜索框中，标签可以组合使用，如：用label:外媒 in:unread可以搜标签为“外媒”的所有未读邮件。

在Gmail 搜索框中，in:unread 与label:unread的功用是一样的。最新发现。

邮件发博

手机数据卡里面没有歌曲，想拷进去一些。暂时不知道拷进去什么歌曲，谁有好的可以推荐给我吗？

国内微博的不自由，让人压抑、愤怒。但是国外的自由，却没有国内的热闹。

焦国标：像刮宫一样刮掉中宣部这个怪胎

 

焦国标：像刮宫一样刮掉中宣部这个怪胎

… 面对新闻自由的逆流，你们总不能自始至终一个屁不放啊。官僚们不是收拾李大同、卢跃刚，
他们是在践踏我们的行业核心理念！ 中青报的老记者、老编辑、现同人们应该说说话，
动一动，做点儿什么，就像不久前新京报同人搞的那一下子 …

中青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卢跃刚的公开抗辩信2006.2.22发表（全文）

中共惯用的四大造假手段

纵观1949年之后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为了造假骗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堪称古往今来造假骗人的行家里手和集大成者。以下便是他们最常使用的四种造假手段­。
1、凭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象
在 毛泽东之前，当年中共文艺界的领导给胡风问题定的性不过是”宗派主义小集团”。1955年4月13日，胡风昔日的朋友舒芜交出了胡风当年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这些信件经过整理后，被送呈毛泽东审阅。在看了这些信之后，毛泽东未经任何进一步的调查，便大笔一挥，将胡风问题一下升格成了”反党反革命集团”。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出自在胡风及其朋友处抄家得来或主动交出的往来信函。毛泽东一一过目，亲自编辑，又亲自写了按语。这些按语堪称是凭个人的主观臆断篡改事实歪曲真象从而强加于人的典型。

举一例子说，1944年5月13日，在重庆的绿原给胡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世确是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对 此，毛泽东如是按语道：”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人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绿原便被”钦定”为板上钉钉的”特务”了。

而事实却是，绿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时，考进了设在校内的译员训练班，结业时分配工作，被派去中美合作所。绿原感到震惊和痛苦，便去信给胡风，胡风当即回信：­那地方是万万去不得的。绿原接信后随之逃亡，改名换姓落脚在岳池县一所中学里。
2、通过搞逼供信制造假口供假材料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文 革开始后，中共专门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调查尚未开始，专案组负责人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毒辣。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年12月13日晨5时，在严寒的晨光里，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 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根据彻查办主任的授意，办案人员先向关介绍了1929年的所谓案情，然后让他自己”交代”。关庆云欲死不能，不说不饶，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3、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嫁祸于人
如六四后中共将因被军方自己误伤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说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许多所谓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这样造假造出来的。据 知情人揭露，当年一位被封为”共和国卫士”的陈姓军人，是部队的宣传干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军车撤退，群众欢呼时陈向学生挥手致意，军车突然发动，陈当场被摔死，当时各报都做了报道（短消息），但两天后军委突然对陈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卫士”，军报并开始宣传他是被群众拥挤的人流挤到车轮下的。
另据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前解放军39军雷达站上尉站长李晓明透露，六四时他所在高炮团的一名士兵后来被评为烈士，报纸上说是被群众打死的，其实是在驻地时被身边一位战士不小心擦枪走火打死的。团里领导为了团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这位战士，将他向上级谎报为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晓明说：”往上报说有暴徒开枪把我们的战士给打死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是我们自己的枪走火了。我能证明。”
4、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罗织罪名
1957年反右运动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
年5月2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该校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校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北京日报》报道了题葛佩琪的这次发言。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时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6 月8日，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在党中央喉舌《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大小报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共人物，被”理所当然”地划成了 “极右分子”。
周宇新

做一个有为有守的「自主公民」，比当一个无能为力的党员更重要

【孙庆余专栏】 台湾日报 2006-01-26 00:40
      首位完成政党轮替的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看破政党恶斗，对各政党「让台湾族
群更加分裂、阶级更加对立，选后仍然互相仇视、恶斗，使整个国家、社会陷入纷扰不
安」深觉遗憾，选择退出政党，「作一个超然的民主国家主人」。他的选择完全正确。
在「集团比个人更不道德」的世界，做一个有为有守的「自主公民」，比当一个无能为
力的党员还更重要。
      大多数刚性政党的本质，米歇尔的《寡头统治铁律》一书已分析透彻：即使强烈
信奉公平民主原则的政党，也难逃寡头统治命运，因为集团领导者永远是精于权势计算
的少数菁英。
      国家权力太扩张个人自由必受损
      在追求生存及执政目标（包括鼓动、盲目服从、仇外排他）下，党的组织必然官
僚化、等级化，实现理想的手段（如将人「工具化」，将对立者「妖魔化」）必然目的
化，党的利益及纪律成为压倒一切的至高力量，极少数人再利用这些，使个人意志（利
益）最终凌驾众人意志之上，走向寡头统治。
      寡头统治的政党必然堕落，成为社会乱源。从托克维尔、涂尔干开始，「中介团
体」的作用渐受重视，「国家」、「个人」与「中介力量」形成三角链。国家权力的过
度扩张必然损害个人自由，「中介力量」的壮大则能保护个人自由，政党正是「中介力
量」之一。
      可是，当政党掌握国家主权，朝野政党都不再代表人民，本身即是权力巨兽时，
「自主公民」及其它「中介力量」的重要性再度凸显，原本的政治理想也必须透过这些
无私个人去推动、实践，政党反而成了「公害」。
      林义雄的退党，不少绿营人士讽刺他「理想」过高，脱离现实。然而，矫枉必须
过正，对于理想已近丧失、「割稻尾」党员远多于「播种者」的政党，更高的理想及道
德标准正有醍醐灌顶、发聋振瞶之效。
      意识形态挂帅理想主义更显可贵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说得好，乌托邦与意识形态都超越（或脱
离）现实，但乌托邦超越现实又要求改善（堕落）现实，意识形态则以自我想象扭曲现
实、掩盖真象，甚至有意识编织谎言。在一个意识形态挂帅的虚假世界，乌托邦式的理
想主义者尤为难能可贵。
      林义雄认为人民「应站在国家主人的立场」，对政党「保留选择支持或抛弃的超
然立场」，「政党只有一时的支持者，不必有永久的党员」，否则「各政党就形同人民
互相对抗的集团」。这些看法◆合亚里士多德的民主理论：「中间阶层（选民）构成的
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治理。」
      亚里士多德说：「有一种人全然不知统治为何物，另一种人全然不愿受治于人。
城邦于是变成不是自由人的城邦，而是主人与奴隶的城邦。这种城邦，一方心怀轻蔑，
另一方满含嫉恨，（民主）城邦应有的友爱已经不见，只剩反目成仇。一个城邦应由平
等或同等的人组成，中间阶层（选民）最具这种特征。这类公民最安分守己，最无前二
种人缺失。」此一理论仍然适用于今日：什么国家的中间选民越多，什么国家的「自主
公民」就越多，该一国家也越能维持民主。
      林义雄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到不得不一再发出建言，到最后选择退党。
这其中没有任何政治操作痕迹，只有满腔民主之爱、台湾之爱。当年林义雄离台前夕，
曾引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自况。而今物是人非，或许龚自珍
的另一首诗更能况味：「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
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封侯？」
政治党派恶斗不休，幸进之士盘踞上游，国事蜩螗，批评家只为各自生计批评，当年抗
秦的田横五百壮士一场轰轰烈烈，又有哪个真正被刘邦封侯了？
      （一月二十五日于台北）

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就“冰點”停刊抗議信全文

1月 26日 星期四 16:55

被當局勒令停刊的「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發出公開信，批評中宣部某些人要的是順從，而不是平等。

以下為公開信全文﹕

新聞界的同行們、知識界、法律界的朋友們、《冰點》週刊海內外的熱心讀者們：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點》週刊的發稿日，《冰點》在京編採如往日一樣，齊集編輯部，認真校對將於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週刊。下午4點多，版樣全部出齊，送總編輯審閱付印。然而反常的是，遲遲沒有回音。我們聽到，報社領導層被全部召到團中央開緊急會議，沒有人看大樣了。這意味著將有不同尋常的事情要發生。

天塌下來，報紙也是要正常出版的，這是對所有訂戶、所有讀者負責。我們將大樣中所有發現的錯漏改定，靜等事變的發生。鑒於中宣部對《冰點》的批評指責從來就沒有斷過，星期一還剛剛見到中宣部閱評小組對《冰點》刊發的袁偉時教授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作出的文革式上綱上線的蠻橫指責，作為主編，我估計，撤銷我職務的時刻來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達到的程度，總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約5點多鐘，全國各個媒體朋友們的電話紛至遝來，告訴我他們已接到中宣部、國務院新聞辦、北京市新聞局的通知，“不許刊登任何冰點停刊整頓的消息和評論”、“不許參加冰點編採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不許炒作”、“要保持距離”等等。繼而，各個海外媒體記者的電話也絡繹不絕，要求我證實這件事。然而直到7點，還沒有人正式通知我，報社領導層從團中央回來，還在開會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後一個知道這件事的人。所有資訊證明，這是一個黨內高層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行動。這個行動，不僅沒有任何憲法和法律的依據，也嚴重違反、踐踏了黨章與黨內政治生活準則。

作為一個職業報人，《冰點》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為報紙是社會公器，報社與訂戶、讀者有契約，是讀者付款購買的資訊產品，報社必須履約，不管個人的命運如何，《冰點》週刊應該如期送到訂戶手中。然而在作出這個決定的人那裏，社會影響算什麼？廣大讀者算什麼？主流大報的聲譽算什麼？黨章國法算什麼？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算什麼？執政黨的形象又算什麼？他們將社會公器視為個人的家產，認為可以隨意處置。

晚上7點30分，我接到社長、總編輯叫我上去談話的電話。對我宣布的決定，是團中央宣傳部作出的。“決定”將袁偉時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須有的大帽子，然後宣佈《冰點》週刊“停刊整頓”；除對總編輯和我本人通報批評外，還要作“經濟處罰”，誰給了他們這種權力！心態如此之齷齪，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這場談話在前述種種背景之下，已經成了一場滑稽劇。很明顯，這是“上面”少數人在背後操縱，團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據理向社長、總編輯痛斥這份“決定” 和中宣部《新聞閱評》的荒唐，並向他們宣告：我將正式向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控告這次非法行為。

就在《冰點》週刊被停刊的今天，報社接到大量讀者的詢問電話，已有讀者在得知《冰點》停刊後憤而去郵局退訂本報。

“上面”少數人對《冰點》週刊的扼殺，蓄謀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日前夕，《冰點》刊發了《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一文，真實記錄了面對民族危亡，國共兩黨兩軍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奮戰的真實歷史場景。與傳統宣傳不同的是，《冰點》首次在主流媒體上客觀真實地報道了國民黨將士在這場戰鬥中犧牲數萬人的戰鬥歷程。

這樣一篇真實的歷史描述，卻遭到中宣部閱評組的蠻橫批評。他們批評的根據是什麼呢？沒有任何事實，而是根據“××年××出版社的中共黨史××頁關於平型關大捷的記述”，《冰點》的報道是“美化國民黨，貶低共產黨”。結果，在紀念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大會上，黨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紀念講話中全面肯定了國民黨將士在抗日戰爭主戰場上的功績。誰對誰錯，不言自明。

在連、宋訪問大陸結束之際，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冰點》發表長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文章用豐富的材料，首次客觀真實地向大陸人民介紹了台灣幾十年來的變化和發展，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好評，對溝通兩岸民眾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這樣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責為“處處針對共產黨”，其眼界和心胸之狹隘令人驚詫。

去年11月18日，黨中央隆重召開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的紀念會，曾慶紅同志代表黨中央對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輝業跡、偉大人格作了充分闡述，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卻禁止媒體發表紀念耀邦同志的回憶文章，規定只許發表新華社通稿，各媒體不允許有自選動作。

2005年12月7日，《冰點》刊發胡啟立同志的長篇回憶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強烈反響，海內外中文媒體紛紛轉載，無數網友發帖說被文章感動得熱淚盈眶。對這樣一篇起到極好社會反響的文章，中宣部竟打電話到報社來問罪，稱報社違反了“沒有自選動作”的規定！在這些人那裏，哪有一點對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數人對《冰點》的無理指責和批評還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點》刊發記者調查，披露了武漢大學法學教授周葉中在學術著作中的剽竊行為。這位周教授在《冰點》記者採訪他時，竟有恃無恐地勸告道：你就不要管這事兒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們總編輯會找你的！報道刊發後，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氣勢洶洶地問罪，蠻橫地指責這篇報道有嚴重的輿論導向問題。

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冰點》對此事的後續報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點》歷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塊版的週刊。試問，中宣部的少數人究竟在保護什麼行為？

現在，他們終於要跟《冰點》算總帳了！用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為發難對象不過是個幌子。袁偉時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頗多，在知識界影響很大。袁教授寫的這篇文章依據的是史料，立論基礎是開放的理性。文章發表後，亦引起很大反響。本來，對歷史問題的討論，需要對材料和觀點有平等的、心平氣和地交流，才能逐漸達到共識。諸多網上評論中，即便是不贊同袁先生文章的網友，也有態度十分認真、考據十分扎實的反駁文章。我本人曾將這些帖子轉給袁先生參考，袁先生看後對我回復說：這些文章態度確實十分嚴謹，我將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觀點，作出相應的回覆。這正是一種健康的、正常的學術交流。而中宣部的閱評除了文革式的詈罵和扣帽子、打棍子，還有什麼？！

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國新聞管理體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數人以其狹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專制蠻橫的工作方法，將本應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躍政治局面，管制得萬馬齊喑、一片死氣沉沉。這些人要的是順從，而不是平等。這種專權，中國共產黨黨章的哪一條授予過他們？！

對我國新聞管理體制的弊端，我們將另文論述。在這封信裏，我們只是想告訴同行們、讀者們、朋友們，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沒有真理害怕辯論，沒有真相懼怕公開。儘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動用權力，封鎖所有媒介和網路，但我們相信，你們一定會看到這封信！你們有知道真相的權力！

衷心地感謝你們！

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主編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当局专横跋扈 中国新闻自由堪虑

1、全切！曾/庆/红、李/长/春对”新京报”动大手术
空空按：和”冰点”类似，小打大帮忙的报纸也容忍不得。作者：林立把《新京报》改头换面决不单纯是整顿一份报纸那么简单，如果不是和中共的生死存亡能拉上关系，决不会惊动中共中央整个书记处 …
google提示：该主题已无其他帖子。主题下的所有帖子均已过期或删除。
与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不符的帖子未予显示。
2、“冰点”被勒令停刊 中国新闻自由堪虑 

 BBC记者李莉的报道：
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星期二被勒令停刊整顿。就在这之前不久，敢言的新京报总编辑杨斌被解职。这些情况显示，中国政府正进一步加紧对媒体控制。中国青年报的“冰点.观察”周刊自1994年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反应社会现实，关注底层民生和抨击腐败等丑恶现象的文章。它的文章以敢言著称，深受读者的欢迎。冰点的记者卢跃刚，主编李大同都是深受人尊敬的报人。但就在昨天，中青报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冰点停刊整顿。
冰点的记者董跃玲向BBC介绍她是如何得到这一消息的：”董跃玲说，她今天到了报社办公室，冰点确实被停刊了。编辑们昨晚突然被召去开会传达。但仍没有对记者有任何正式交待。他们也不知道是否还会复刊，相关的记者，­编辑今后出路如何。”有猜测说，冰点被中宣部勒令停刊整顿可能同它刊登曾任台湾文化局局长龙应台的一篇文章有关。
文章的题目是：你可能不了解的台湾。文中有一段话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惹恼中共宣传部门的东西有很多，记者编辑们一不小心就会触雷。另外，冰点专刊主编李大同去年8月曾写公开信，抨击中青报的采编人员考察条例，指责这一条例以少数领导官员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新闻好坏的标准，是要将记者编辑奴性­化，通俗化。因此也不排除上面要对此秋后算账。无论如何，最近发生一系列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事件显示，新闻自由正遭受又一轮寒流的袭击。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公布2005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倒数第九，朝鲜最后一名。
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部分）
1：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士
8：斯洛伐克
9：捷克、斯洛文尼亚
24：英国
44：美国
39：香港
51：台湾
138：俄罗斯
158：越南
159：中国
163：缅甸
167：朝鲜 
     (BBC中文网)

小打大帮忙的刊物也被停了:
已经创刊11年，在海内外拥有广大读者的北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版，在一月二十五日起被迫停刊。就在去年年底，冰点周刊还被大陆某知名网站提名为2005年年度传­媒。外界分析认为，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冰点敢于刊登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现行体制所带来的腐败等报道，例如, 章贻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什么是文化》等。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持续下滑的《中国青年报》的销售量。另一种分析则认为，停刊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最近发表的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直接相关。袁伟时的文章中讨论教科书如何影响中国年轻一代的观念：”廿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廿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什么是”狼奶”呢？袁伟时指出，中共制定的历史教科书中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是让年轻学子无法认清历史真相的根源。袁伟时文章中最重的话，莫过于”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这一句。因为这等于攻击中共是”狼”，它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是”狼奶”。据 中国时报报道，北京知识界早前就在讨论，认为现在的教科书仍在灌输着中共史观，它只有”革命／反革命、造反／镇压、正确／不正确”等意识形态，缺乏现代公民所应有的公共事务认知、缺乏彼此尊重容忍的现代社会精神、以及自由主义的包容传统。有学者曾提出，我们只有”喝狼奶长大的孩子”，所以才会产生巨大贪污、不管公众损失、只管个人死活的腐败现象。

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博客上留言证实了冰点遭到整肃一事。李大同也在留言中不无惆怅的写道：”再见！冰点顽强存活了11年，终于凋谢。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同仁和­读者！”近一年来，敢于直陈社会黑暗和揭露当政黑幕的大陆媒体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闻名的事件有《南方周末》、《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这些媒体或被迫改变、或被停刊。

4、刘晓波：记住《冰点》的停刊, 以及其幕后黑手
… 非但没有任何转暖的预兆，反而表现出持续降温的冰封期，凡是在民间和海外的评价中
比较开明的报刊，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肃。《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高层大换血，《
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优秀新闻人遭到阴险的司法构陷，《新京 …

5、龙应台致胡锦涛的公开信:  …
…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
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 …..

6、(去年十月旧帖显示, “冰点”已经受到刁难) 刘晓波 …
… 于威、史彦、邵颖波、黄继新、张帆等人，其中的多数人都是业内的优秀新闻人。
也是八月份，《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李方，因 … 业改革先锋的南方报业集团，
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整肃，2004年6月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南方都市报案”，著名的 …

7、贵州记者被抓多月无声息福州记者因言获罪判三年 …
贵州记者被抓多月无声息福州记者因言获罪判三年(图) 请看博讯热点：新闻自由(
2006年1月26日) 一位男子在看《新京报》 一位男子在看《新京报》，2006年1月4日。法新社照片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贵州《毕节日报 …

8、冰点停刊整肃中国媒体进入寒冬期
冰点停刊整肃中国媒体进入寒冬期 中央社2006-01-26 10:46 （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二十六日电）在中国颇受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遭勒令停刊，这是继标榜负责报导一切的新京报遭整肃后，北京传媒再遇寒流。香港评论认为 …

民运人士与人民的关系

论民运人士与人民的关系 –民运人士7论（5）
武振荣（韩国）

（1）民运人士是人民社会中的一员
为什么我在本文中不使用公民社会而采用人民社会的概念呢？我主要考虑到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的概念，而中国现在的情况还是处于专制的时期，因此，­我认为采取人民社会这样的概念比较好，如果说它可以引起人们对前毛泽东时代的有关人民的那些东西的记忆和回想的话，那么由人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度的历史就可以­被方便地表示出来。于是，中国社会近50年发展的那种一条历史的线索就有可能被我们的民运人士扑捉住，这样以来，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就不会因为存在着­毛泽东时代而被割裂开来，庶几，人民社会历史线索也就为民运人士的出场提供了一种最好的说明。
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是要建立一个公民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当这个公民的社会需要一种历史的时候，民运人士就是可以提供出来，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那个传统的”断裂式”的内在”否定”的共产党模式就会被我们彻底抛弃，结果是：在共产党”错误”的地方，我们的人民和民运人士却获得了历史的”正­确性”。这个意思还可以表述如下：在一个”错误”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历史并不因此而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在上述具体的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专制的和民主­的两种历史观的冲突和斗争的话，那么理解民运人士所赖以产生的土壤的问题，我们不是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吗？在有的时候，我们反对共产党的方式好象是很”激烈­”的，狠不得把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一笔摸掉，好象这个由一伙坏人所组成的团体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存在过一样。可是，伙计们，这的行为可以使我们”完整”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去了的情形你也许一点都没有体会得来，仔细想一想，共产党当年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和方式不就是这样的吗？他们是要在中国彻底拔掉国民党的根­，但是朋友，拔了56年，根也没有拔掉，反而倒把国民党给”请”了回来！在这里如果说历史有一个辩证法的话，那么抓住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应该是中国民运人士­。
就这样的情形去理解民运人士所产生的中国的大环境，你能够发现的东西肯定要被你想象的多，因此，你在用轻蔑的口气谈论民运人士的问题时，就会三缄其口，不会那样­草率地发表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了。如果说在中国近50多年的时间中人民社会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话，那么未来的公民社会就不会无源之水了，就这样的意思去研­究共产党社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异质的因素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研究和分析，在某一个方面就变成为民运人士的”业务­”，现在我们有少数的民运人士不顾自己的”业务”，而一心想在”业务”之外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岂不谬哉？民运人士若要想提供一种可以诅咒的共产党历史，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部历史如果把自己也包了进去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就这样的意思讲，处理共产党的历史的一半儿是处理我们自己的历史，因此这样的行为是容不­得”全盘否定”的，它必须是既有批评、批判，还得有肯定和包容，否则，一个民主的历史观怎么可能建立起来呢？在这里，民运人士如果和中国共产党员一样地持一种”­否定”的历史观，那么你的民主的立场就不可能最后地站稳！
（2）民运人士所面临的3个不同层次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对共产党社会中的不同人的感受和由不同感受而产生的对待共产党社会的不同态度作出区分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3个不同性质的社会社会，一­个叫”个人社会”，另一个可以叫”知识分子社会”，还有可以叫”工农的社会”，这个
3个不同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了各自社会中的人对共产党统治的不同态度，因此，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民运人士就必须要问自己：”你到底要把自己投入到其中的哪个社会­中去”？套用共产党的话说，你到底代表那个社会的利益，替哪一个社会说话。只有这样民运人士才有可能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否则，他们就会变成一个民主的漂族­，最终漂到他们一个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所有目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可以分成为以下的3类：1、个人立场上的；2、知识分子的；3、人民的。我们分析前一类人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些人一部分是前毛泽东时­代的受了委屈和遭受辛酸的”五类分子”，他们在那个时代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是中国历史上所很少见的现象，和前苏联比较，虽然这些人在肉体上受到的迫害不是骇人听­闻的，但是在精神上和人格所遭受的迫害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这些人对一个迫害人的时代的记忆是一辈子也都忘记不了的，因此这些人即是站在”复仇”的立场上­来批判共产党，我看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这些人的队伍中又参加了法轮功这样的修炼者的群体，他们也是因为一个完全偶然的事件毫无理由的变成了继­”五类分子”之后的又一批无辜的受害者。因此上述人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制度的批评和批判，有着一个从人性深出所激发出来的那种一种反抗的力量，具有很强烈的冲击­性质。但是我以为把这种站在”个人”感受的立场上所出发的批判之”成果”若不能组织到民主的政治运动中去，显然是一种损失。
就上述的第2点看，中国知识分子在近半个世纪的遭遇如果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够于之比较的话，那么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群体，就非­常的适合，问题不是这个有可能变成为中国人的”大脑”的群体只是受到了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的打击和压迫，而且还在于它事实上经历了共产党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同共产党对”五类分子”和人民的”改造”所形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说这种”改造”已经”造”出了一个一个不伦不类的共产党式的知识分­子群的话，我的话就不会错误。事实上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有一个真诚的曾经向共产党”交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后面的确出现一个半共产党化了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今天这个社会虽然也出现了解体的许多迹象，但是它还是存在着，并且还是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在中国发生着影响。
因此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在1989年有外界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造反”，但是人们却很难发现这种”造反”越出了邓小平的底线的，因此在那一场巨大的风波中，知识­分子们即使站了胡耀邦、赵紫阳的立场上来反对邓小平也还是没有摆脱得了”改造”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在今天，这些人想把胡、赵这样的人物作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旗帜的想法也同时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即使对于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人物的批评和批判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是没有能力去组织中国民主运动的­；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上那个发生于39年前的”超级”民主运动（66运动）所抱有的戒心使他们在未来的”超级”民主运动前止步不前。民运人士如果把自己的定位在­这个特殊的社会中，那么我相信是作不了中国民主化这样的伟大事业的。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两种情况的简单说明，我认为中国民运人士应该投身到中国人民社会中间去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我认为在过去的时代人民虽然也受到了”改造”，但­是人民对于这种”改造”的感受和这种”改造”在人民社会中间的真实意义是有内在的联系的，因此在这样的”改造”发生的时间内，普通人没有象知识分子那样地失去了­知识和思想，也没有象”五类分子”那样的失去了人格，但是他们却真正地”获得”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张政治上的”支票”，在那个时候，这一张支票虽然是典­型的”空头支票”，但是它是”民主”性质的却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何况在1966年的政治运动中，人民却要求着它的”兑换”-其意义就不可低估了。”兑换­”的事情虽然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就那一张”空头支票”的获得而言，普通人在政治上的”得”是完全的事实，今天当人民再一次地要求着”兑换”时，民主运动的历史­就不在表现为不可见之物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可见”的人民要求民主的历史，所以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希望的曙光就出现了。
就此而言民运人士应该投身于人民的社会和人民的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因此摆在他们的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做一个共产党社会的”异议人士”，也不仅仅在民主的问­题上去迎合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要”回到”人民社会中间去，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自己所产生的那种”土壤”的营养了。只有这样，民主运动才会有希望，否则就一直象今­天这个一样，再过50年，他们也还是一些被”牢骚武装”起来的否定性人物。
（3）民运人士是人民在过去时代中得与失的总结者
民运人士不象中国共产党员那样的要为中国人民提供一种”客观真理”，从而迫使人民去学习它，领会它，并且服从它的教导，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民运人士也要向人民传­播真理和真理的观念，但是被视之为真理的东西不在是”客观”的外在于人民的东西了，而是人民可以理解的和能够理解的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真理不但关乎着人­民在过去时代中的所作所为，而还关乎着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认识。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同过去的共产党员传播共产主义的行为大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民主知识­与人民的关系了。
就上面的意思你去看中国社会民主之缺乏，缺乏中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答案。如果你从哲学的观点说出它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你就已经吃透了中­国民主问题的本质。我认为在我们中国目前不是要把民主运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是相反，要在我们中国人”感性”的东西中去寻找民主的历史和民主的现在。­在这里如果说那些指导人民行为的东西已经很难说是”理性”或者”感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坚持一个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理性”呢？如果说这个口号在策略上­有一个意义的话，那么我不否认，坚持它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好处”如果和我们人民在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主的经验与教训的事情有冲突时，我们就不得不作出取­舍，结果我们宁可要”感性”的民主，也不要”理性”的民主。
试想，你现在是站在民主的投票站前的一个人，你要在选举国家元首时投上你神圣的一票，你如果以”理性”的方式投它，即认识你所选择的候选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有内政和外交的才能，所以你郑重地投上一票；但是情况若不是这样，你在选择你的候选人的时候，不是出于上述的”理性”的渠道，而是完全地凭自己的偏好行事，也就­是说，你其所以要投他一票，是因为你喜欢他头发的式样（哪怕他的发式同小泉的一样，不是政治家的一般发式），或者是因为他的相貌象你，或者因为他生活上有着和你­一样的怪僻……，所以你投他一票，试问民主的票箱能够使前面的一票的价值超过后面的一票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上面的事情换成另外的事情­，譬如把它换成
1989年的大学生绝食、王扶林用自己的肉体去挡解放军的坦克车，或者1979年的西单墙上的大字报，或者1966年的红卫兵自治组织的出世和人民造反，情况又­是怎样呢？你难道就以为这些事情都缺乏一个”理性的设计”就认为它不是民主的，就把它看成是”动乱”，这样以来，你所要的民主运动到底是什么？谁又能够搞明白哩­。
从上面的事情中我们若发现，民主在中国的缺乏是于我们对民主只作出了片面的”理性”的理解有关，因此它不能够看成是一种”客观”上的缺乏，实质上它是一个”主观­”上的缺乏，于是我们就可以理出中国民主的头绪。这样以来，在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工作方面，民运人士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说清楚了：深入到人民社会中去，替­普通人总结出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在过去的时代人民的得于失同上面所说的”不幸的个人”和知识分子不同，人民虽然也有着失，但是他们的确也有得，而那个”得”是于­民主的基本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必须要给出一个积极的意义。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发生的事件当成是中国人民全面接受政治教育的开始的话，那么这种教育的价值就­具有”蒙昧”的性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若运用否定的手段去对待它就会否定我们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和积极的手段去应对之。
就纯粹的政治的眼光看，那种所谓的政治教育是完全失败的，但是这种失败却有着一个非政治的道德上的意义，有的时候这种意义还会转化成为宗教的意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不要用武断的否定的方式和方法，而应该本着一种创造的精神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以便提取其中的价值。在《非制度性民主价值的失却和寻找》一文中，我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大意是诸如”人民当家作主”、”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翁”、”为人民服务”、”人民对当权派的造反有理”等等，都是一种前民主的价值，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民主时不但不应该否定它，而还必须要发展它，最后把它组织在民主的基本架构内。要说民运人士能干什么？我认为就能干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看到，在过去的政治教育中，普通人既看了”地狱”，又瞥见了”天堂”，因此把这个意义用宗教的方式加以提取的话，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问题上，我们只要是可以改变我们原有的思想和看法，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的。民主在今天，已经被我们前面的人和我们自己作了几回，而不是如一个未知的”新生­事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用对待”新生事物”的那种方式和方法去对待它。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发现它在过去的时间里多次失败的原因，然后再­分析这些原因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问题；在这样做时，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的话，那也就对的，因为在我们的前面没有出现过象我们中国人民这样的问题，我们缺­乏一个参照系，也缺乏一个现成的可以套用的经验，一切都要我们”自力更生”的去完成它。如果说这样的事情普通人因生计所迫很难做成的，那么民运人士的用武之地也­就顺便地开辟了。
问题就在于我们已经进入了人民的社会领域，我们因为已经面对着的是人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观念都没有人民化，而还是保守着我们在作­为”异议人士”时候的本分，我们即使混在了人民中间也还是妄然。在这里民运人士和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造，若不是这样的话，目前这个我行我素的局面­就不可能被打破。在这里，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值得我们借鉴。如果说”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运转”的话，现在这”新的­一轮”，已经”轮”到我们了！我们能不能做成中国民主的伟大事业，也就看人民买不买我们的帐了；如果要人民买我们的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看一看民主社会中­的那些政党怎样对待自己国家中的选民就知道了。

真话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评《南方周末》新年献辞

真话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评《南方周末》新年献辞
沈良庆（安徽）
2005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以编辑部名义发布新年献辞，题曰：”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这个充斥谎言的国家，看到­这种大言不惭地鼓励说真话，甚至小心翼翼地说出似是而非的真话，我忍不住要发出怪笑：听这种痴人说梦的真话，还不如听黄段子过瘾。汕尾大屠杀刚刚在眼皮底下发生­，作为喉舌身不由己，不能报道、评论（遑论挞伐）倒也罢了。此时此刻，不选择为死难者默哀，反而踌躇满志地说什么：”在广州大道中289号的高楼上，打望着南国­天空，怀想着一年来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历程……心灵安宁，如在世界开创的第一个早上。”居心何在？煽情地说什么：”它（指真话）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伦理，我们理应担当之事。”这倒如实反映了喉舌的担当：与主子保持一致的情感、伦理和真理标准。
“说真话”的标准由谁制订、由谁裁决？在这个权力和真理自上而下的国家，”说真话”的权利早已被官方的专断意志和垄断权力扭曲为差序格局，标准由官方自上而下制­订，又由官方自上而下进行裁决，全国服从全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上级能说的真话下级未必能说，官方能说的真话民间未必能说。如此一来，还谈得上”说­真话”吗？人们充其量只能在上级和官方划定的条条框框内说点可怜巴巴、不痛不痒的真话，喉舌亦不例外。在这样的国家，一句真话的分量到底能有多重？抽象地谈论这­个话题不仅会沦为无意义，甚至有害。谁都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和真话的价值，这一点并不需要喉舌谆谆教诲。事实上，官方比民间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控制言论、引导言论、规范言论，强迫人们说官方许可的”真话”和政治正确的话，禁止胡言乱语；用具体、含糊、选择性的政策文件代替抽象、清晰、普遍性的法律­手段规范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至今不肯颁布一部哪怕是体现党国专断意志的新闻出版法；甚至用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通过不留痕迹的电话指示对喉舌进行遥控。那种上级­和官方许可或者至少能够容忍的真话，就变成了假话的点缀和粉饰，甚至于把拍马屁的假话变成”说真话”：
过去这一年，我们的国家迈向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最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历史关口。这一年，经济高速发展，人权保障切实进步，政府推出各项举措大利民生，疏通­价格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城乡壁垒等等，这些都使我们为之自豪……更加社会主义，更加市场经济，我们的改革更加有望到位。
这份献辞除了歌功颂德，就是为权力市场化、权贵私有化的寡头主义改革政策劝进。
在一个封闭社会，”说真话”就是说假话；在一个开放社会，”说真话”稀松平常，说假话倒是需要赌棍的冒险精神；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当下中国社会，”说真话”­却成了喉舌和一部分人的专利权、奢侈品：不甘寂寞的媒体、退职官僚、文人墨客根据主子脸色和自身需要，分阶段、有步骤、乐而不淫、哀而不怨地不断抖点”说真话”­的”包袱”和”猛料”，然后坐收名利，或者挨廷杖。这正是国人被剥夺言论自由导致的结果。
能不能”说真话”，并不取决于喉舌是否有”说真话”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说真话”的权利和市场，即波普尔所谓”主体际性”（主体间性）。中国学界将”­主体际性”归功于法兰克福学派殿军人物哈贝马斯。其实，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波普尔早在1943年就在规模宏大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第2卷手稿完成­于是年2月，次年出版全书）第23章批判了”知识社会学”关于”科学的客观性”的社会决定论，谈到”主体际性”和”科学方法的公共特征”：
通过使其思想更”客观”，他们不可能获得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不，我们通常用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是依赖于不同的基础的。它是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客观性与科学方法的社会方面是紧密相联的，与这一事实也是紧密相联的，即科学和科学的客观性不会（也不能）产生于个别科学家追求客观性的企图，­而是产生于许多科学家的合作。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被描述为科学方法的主体际性。
由于党国垄断了”说真话”的权力，喉舌难得说出的”一句真话”不仅不”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而且比一个民间媒体（假如存在的话）可能说出的”一句错话”还要­轻。有人可能会责备我太苛刻：”人家戴着镣铐跳舞，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如果一个女人遭到强奸时不能选择反抗、无处控告或者不敢控告，即便不敢拔刀相助，我也­会选择陪她流泪。但是，如果她竟然说出：”我很快活！”这样的真话，我只能骂一句：”狗男女！”有人可能会说：”你为何不骂《人民日报》？”我只能说：”很抱歉­，我从来不看那玩意！”
元月6日上午，合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张大队长、刘副大队长等老朋友突然光临寒舍。跟以往不同，这次一进门就严正警告：”最近全国抓了七、八个，安徽就你和张林跳­得厉害，他已经被判了5年，该轮到你了。你不能再在海外反动媒体发表文章，否则，春节就不能带小孩回老家了。”言下之意是要到看守所过春节。话说到这一步，我已­无话可说。他们将下载的文章拿给我看：”你已经构成颠覆罪了，我们是专政机关，不是街道调解员，你不为自己考虑，还得为父母和孩子考虑。你可以给国内媒体写点深­层次的学术文章，最好赶快找份工作，我们可以帮忙。”总之，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想工作，还要让家人受害，政府是无辜的，警察朋友更是苦口婆心。我在给洪哲胜­先生的信中戏言：”既不能拿他们的话当圣旨，也不能拿他们的话当儿戏。最近一片红色恐怖，我会根据形势和自身需要尽可能少说一点、说得温柔一点，但不会闭口，还­是那句老话：人长嘴巴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我老人家不辞辛苦、远涉重洋”说真话”都不行，喉舌却可以大谈”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叫”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我可不想被喉舌鼓动，­为了说几句”比整个世界分量还重”的真话，独自跑到看守所过春节。
2006年1月20日

人权观察2005年全球考察报告中国部分

2004年晚期，中共中央委员会呼吁在党内进行政治改革，以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指出，中国将保持一党领导，但这将建立在不
断增强的法治基础上。虽然
近年来中国在某些领域有所进步，如加强其司法体系，容许更为独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在制定某些政策时更贴近民意，但中国仍是一个极为压制人民的国家。
中共虽然在2004年承诺依法治国，但广泛的官员腐败、共产党干涉司法、官员及其家属不受追究等现象都使该承
诺大打折扣。当局继续实行新闻审查。民间社会也遭到限制，大多数民间组织都受到政府控制。中国禁止独立的国内人权组织，也不准国际人权组织进入中国。联络
国际人权组织的中国公民则面临监禁的危险。
   2004年10月末和11月初，河南省和四川省发生了数万人参与的大规模骚乱。虽然骚乱地点相距很远，起因也不同，但这些骚乱及政府的反应都表明不
断加剧的农村动荡和中国领导人对社会稳定的关注。中国领导人继续阻止不满情绪的扩散，并试图防止有关社会问题的消息传播。

• “六四”事件15周年*

2004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15周年纪念日。中国领导人当年下令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并向阻止他们进城的平民开枪。15年后，政府仍禁止对该事件的任何公­开纪念。对那些为遇害者争取平反、赔偿或要求官方修改事件评价的人，警察则进行骚扰和拘禁。
    在2004年的周年日敏感期间，官方再次软禁了一些著名活动人士，如”天安门母亲”组织的领导者丁子霖。国家安全官员把蒋彦永医生拘禁了6周，并强行对其
进行思想改造。72岁的军医蒋彦永因揭露官方掩盖北京”非典”疫情，而获得国际声誉。他曾在89年6月4日治疗过遇害者，并于2004年2月私下致信政
府，建议政府改正其在1989年”犯下的错误”。蒋医生在2004年7月19日获释，但在此报告撰写期间他仍遭软禁。
*中国的司法体系*
    2004年3月，中国在修改宪法时加入了承诺保障人权的内容。虽然中国的宪法不能得到直接履行，这一修改仍显示中国越来越承认人权。
    尽管中国做出了努力来加强法制，其司法体系本身仍是侵犯人权的一个主要根源。许多法律措辞含糊，使检察官和法官可借其达到政治目的；法院系统缺乏独立性，
党政官员经常为亲友利益而干涉各级司法机构；审判程序对检控方有利；虽然许多法官受到公诉，腐败行为仍广泛存在；刑事司法系统仍大量依靠口供作为证据，从
制度上促成警方通过严刑拷打来取得口供；中国的有关专家称，法律援助只能满足全国四分之一的需要；如果辩护律师过为积极地维护客户的权利，他们可能会被取
消行业资格或遭到监禁。
从更为积极的方面看，中国最近开始对法官进行资格考试，并表示想修改法律来更好地保护受关押的嫌疑人。尽管如此，未经司法程序的行政拘留在中国仍很普遍。一些因­为涉嫌象吸毒这样的”轻微罪行”的人，在遭到拘禁后被送去”劳动教养”数月或数年，案件则从未得到法官审理。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中文互联网和中国国内媒体的活跃发展，导致当局在2004年设法对其加紧控制。官方扩大了审查内容范围，并采取更有效的执行措施。2004年10月，中国还禁止­了关于政府在农村征地的所有报道。
    9月，《纽约时报》的研究助理赵岩被捕，他被控向外国人泄露国家机密，当局似乎认为他向外界提供了共产党领导层变动的消息。2004年初，当局查禁了一本
纪实性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该书记录了发生在安徽农村的官员腐败、横征暴敛和警察施暴等事例。许多报纸在2004年探测言论界限，一些因此而遭到打
击。《南方都市报》的原总经理被以贪污罪名判刑多年，原主编被解职，而这些罪名据公认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该报曾率先报道数条全国性的重大新闻。
当局既鼓励使用互联网，又控制网络内容，这一矛盾在2004年更为激化，当局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限制公众和私人言论。尽管如此，互联网在中国正成为交流信息和­动员社会的有力工具。
*艾滋病*
中国面临发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根据官方数字，84万人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毒，但真实数字可能要比这高得多。许多中国公民对艾滋病缺乏基本­常识，一些艾滋病活动人士则遭到政府骚扰和拘禁。
    中国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处理艾滋病危机。2003年晚期，国家当局承诺向所有穷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逆转录病毒治疗。中国国务院在2004年5月发出
通知，要求地方官员执行一系列艾滋病防治和控制措施。中国修订并于2004年8月通过了防治和控制传染病的法律，禁止歧视传染病人。但根据人权观察在
2003年9月发表的报告《锁住的大门》，基本权利的缺乏及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阻碍了对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援助行动。
    河南和其它省份的农民曾在一些牟取暴利但不卫生的采血站感染上艾滋病毒。在此报告撰写期间，中国仍未对政府在此事上的角色进行调查。没有任何官员受到追
究，一些与该丑闻相关的人还得到提升。河南当局经常在国际要人来访前拘禁那些感染有艾滋病的活动人士，最近还建造了一所监狱来隔离感染有艾滋病的犯人。他
们还继续阻挠一些向艾滋病人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的活动。2004年，河南官方关闭了3所民间组织经营的艾滋病孤儿院，还短期拘留了”东珍艾滋孤儿学校”的
工作人员。河南省的艾滋病人继续指控，政府在分发逆转录病毒治疗时存在腐败和侵权行为。
*劳工权利*
    中国的工人尚未从国家的高速经济发展中享受益处。雇主经常不按规定支付最低工资，也不按要求实行健康和安全措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或破产后，许多原员工丧失
了退休金。成百上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民面临严重问题。由于没有官方的居住许可，这些民工无法享用城市的基本服务，并易于遭受警察的侵害。
由于政府禁止独立工会，工人伸张冤屈的能力有限。中国只容许官方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民间组织教育工人了解他们的合法权利，并协助他­们与雇主打官司。但这些组织也被禁止讨论独立工会，更无法组建独立工会。
    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工抗议事件。2003年5月，在缺乏基本公正审判程序的情况下，辽宁省的劳工活动人士姚福信和肖云良分别被判处7年和4年徒
刑。其家人称两人都身患重病。2004年10月，经过有缺陷的审判，5名工人被判处2到3年半的徒刑，他们被控在广东一家鞋厂的大规模示威中毁坏公司财 产。
*强制拆迁*
    人权观察2004年3月发表了报告《拆迁》，阐述了地方当局和开发商如何对数十万居民的住宅进行强制拆迁，以建造新房屋。由于无法依靠司法途径，这些遭拆
迁的人到街头示威，但受到警方的严厉镇压、拘留和监禁。著名维权人士叶国柱在向官方申请批准一次示威游行后被捕。为许多拆迁户进行过辩护的律师郑恩崇被上
海一家法庭判处3年徒刑，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他此前向一家国际人权组织发送了有关他活动情况的传真。
    法律专家和一些官方媒体公开批评政府未能保护公民的居住权。政府因此修改了一些政策和宪法条文，但广泛的腐败现象和薄弱的司法体系阻碍了这些法令的实行。
*香港*
    2004年4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香港至少在2012或2013年前不进行普选。不仅如此，通过重新阐释香港的基本法，北京还保留有全权决定任何有关改
变选举制度的提议。香港立法会以前拥有的实行政治改革的权力，现在也转归香港特首所有，而选举特首的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是由北京任命。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负
责对基本法的修改，香港选民代表多次要求其征求民意，该机构则对此置之不理。
    1997年，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以特别自治区的地位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当时许诺香港会享有”高度自治”。但由于北京近来加强了其控制香港的权
力，香港人担心中国会继续削弱基本的人权保障，因此在2003年7月1日、2004年1月和同年7月1日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2004年9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因北京的政治干预和几位著名批评人士遭威胁而受到损害。
*新疆与”反恐战争”*
中国以支持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为条件，来使国际社会支持或默认其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一些维吾尔族组织用和平手段来争取真正的自治或独立，另一些组织则诉­诸暴力。对于和平或暴力的抗议，及分裂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中国当局不作任何分别。
    新疆地区的镇压突出表现在蓄意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任意逮捕、不公开的审判和大量运用死刑。该地区的党委书记在2004年9月称，今年头8个月有50人被
判处死刑，22个参与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被破获。来自官方的消息称这50人都未被处决，但没有提供有关他们情况的信息。
    和中国边疆地区的其它少数民族一样，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一直十分艰难。官方限制庆祝传统节日和使用维吾尔语，并严格控制宗教教育和言论，这包括禁止
18岁以下的人进入清真寺或在家接受宗教教育，对所有的阿訇进行政治筛选和义务性爱国教育，限制公众祈祷，及下令试图使古兰经的解释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 态。
*西藏*
    中国所称的”西藏”专指西藏自治区。但许多藏人所称的”大西藏”包括青海、云南、甘肃和四川的藏区，中国统治下的藏人中的50%以上住在这些地区。
    中国当局继续限制藏人的宗教和文化表达，并试图在所有藏区中削弱达赖喇嘛的政治和宗教影响。严厉的镇压措施限制了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
2002年，四川的省级法庭判处当地著名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罪名是”制造爆炸案并煽动分裂国家”，而这似乎是捏造的罪名。官方指称的其同谋­洛桑顿珠于2003年1月被处决。
    10多年来，中国当局一直试图限制丹增德勒发展藏传佛教和藏族社会机构，最终结果是他的被捕和判刑。人权观察在2004年3月发表的报告《一个藏僧的审判
经过》记录了该案，此案成为那些争取保存民族文化身份的藏人的注意焦点。几名和丹增德勒有关的人仍遭监禁。还有近100人遭到几天到几个月的拘禁，大多数
是因为试图向国际社会通报该镇压事件。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许多被拘禁的人遭到虐待或刑讯。
*宗教信仰和表达*
    尽管容许宗教活动，中共的官方理论认为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和社会组织，最终将会消亡。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认为必须要严格控制宗教，以防其成为有能力同
政府争夺公民忠诚的政治力量或组织。中国的政策是避免疏远信教者或把他们逐入地下活动，而是让他们为按共产党设想的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官方通过一系列法规来限制宗教信仰和活动的发展。要取得合法地位，宗教组织必须向有关当局登记并接受其严密监督，而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和新教这5种官方承认的宗教，这样的选择权也遭到限制。在经过登记后，宗教的人员、聚会活动、财政和出版都受到监督和筛选。尽管违法，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
继续在中国迅速发展。
    根据中国刑法，未经当局认可的宗教组织会受到严厉惩处。法轮功的发言人称，法轮功成员仍遭到大规模的监禁和虐待。因为缺乏独立消息来源的核实，难以估计该
说法的准确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当局对法轮功成员实行了监禁、”劳动教养”和虐待。2004年，不断有证据显示，用于法轮功成员的法规也在被用于控制”家
庭教会”，即那些拒绝向官方登记的福音派新教组织。
*妇女和女童的权利*
    妇女在中国政治领导层和商界高层职位中的比重仍不足。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及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地区缺少妇女和女童，这造成人口拐卖市场有利可
图。虽然中国打击了一些拐卖团伙，许多中国妇女和女童仍遭到绑架，并被卖给他人作妻子或沦入性产业，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尤为严重。2004
年，中国国内媒体还重点报道了警察向有妓女嫌疑的人施暴的行为。
*主要的国际参与者*
    中国在2004年起了越来越重要的国际作用。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帮助阻挠了美国支持的一项决议得到延期，该决议要求非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的部队在参加联
合国部队行动时，享有国际刑事法庭的豁免权，而不会被以国际战争罪名起诉。但中国也对安理会未能制裁苏丹负有部分责任，苏丹政府参与了达尔富尔地区的暴
行，而中国在苏丹有重要的石油利益。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4年的年度会议上，中国再次通过”不动议”提案而阻挠了谴责其人权纪录的议案。为报复美国对该议案的支持，中国于2004年再次
中止了与美国的人权对话。在10月和11月的北京会谈中，两国同意讨论恢复常规性的人权对话。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所有的双边对话伙伴，对中国提出保障权利的
标准和达到这些标准的期限，并确保该进程的公开透明。
    中国和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合作一直不顺利。在经过近10年的讨论后，中国邀请联合国刑讯特别报告员访华，日期预定于2004年6月，但中国政府在此前两周无
限期地推迟了该访问。这类访问的条件通常包括不经事先通知参观监狱和与犯人进行私下访谈，中国对此一直不愿意接受。2004年9月，联合国调查任意拘禁问
题的工作组访问了中国。与1997年的前一次访华一样，该工作组敦促中国使国家法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虽然工作组注意到中国此次比1997年时更为合作，
但中国缩短了工作组对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的访问，并拒绝了工作组与1997年的上次访问期间严重受伤的犯人会面的要求。
中国已批准了数项国际人权条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反刑讯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中国还签署但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2005年4月到5月期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将对中国进行首次审议。
在反恐与反毒品走私行动中，美国不断增强与中国的合作。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被机构内设有办事处。但美国在2004年拒绝将关押在关塔纳摩的一些维吾尔族人交给中国­当局，因为美国担心这些人将受到刑讯或处决。
欧盟在考虑是否取消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实行的对华武器禁运。人权观察认为，只有在中国处理事件责任问题，赔偿受害人及审判事件负责人员之后，武器禁运才­应被取消。

司法独立与人民主权《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五十年》

司法独立与人民主权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01-19 15:04:29

《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五十年》

 

　　◆关注 
　　刘晗
　　
　　一部描写司法话题的作品，能够获得日本新闻界的桂冠称号，定有其独到的地方，值得读者去玩味。实际上，如果超越学科的囿限，读者便会发现，《最高裁物语》（直译过来就是“最高法院的故事”）通过最高法院这个特定的视角折射出了日本整个战后的历史：政治发展、法律事件以及社会进程。
　　记者出身的山本，细致地描述了日本1947年设立的最高法院与政治和社会各个重大事件的错综关系，以翔实的案例述评展现了最高法院的变迁历史，并对几个重要的院长进行了专门介绍。在看似琐细与杂乱的叙述的背后，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作者力图展现的是司法独立与人民主权、法律自治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明治维新立宪开始，司法作为三权分立政体下的一个重要部门，就被期望发挥保护人民权利的功能，而随之相应的是司法独立的呼声。如果说，二战前这项理想在天皇的实际权力之下忍气吞声的话，那么日本的战败或许就赋予了司法新的契机（即使新的政治压力层出不穷且日益复杂）。外来的力量通过改变日本的主权形式改变了日本的政法架构。虽则麦克阿瑟别有用心地保留了天皇，但此时的天皇已被虚化，三权分立之下的司法独立之希望曙光乍显。书中写道，在第一任院长三渊忠彦的呕心沥血之下，最高法院迎来了“黎明”，这位法官最喜欢的诗句表达了他的殷望：“讼庭何时小草绿。”在战后动荡不已的日本社会，确立最高法院的基础及其权威，于国于民功莫大焉。其间，大量对政治犯的无罪判决的作出、保护人民权利的违宪审查的使用、自由派在法院内的优势、法官不顾政治压力的职业精神，都为司法独立和民权保护的蓝图添砖加瓦。这种势头在1960年代形成了“黄金时代”，尤以公务员以及工会的维权诉讼的大获全胜为最。
　　但1969年保守派法官石田和外的上任却昭示了一个转折：在长久以来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70年代起自民党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法院内部力量的重组使保守势力占了上锋。在这种政治状况下，最高法院变成了“双面脸”的形象：在涉及国家政治权力以及所谓“公共秩序”方面，丝毫不留情面的“铁面无私”，顺应政府意志，放弃了制约平衡（Checkand　Balance）的宪法使命；而在与国家政治无甚直接关联的环境诉讼或者公益诉讼上，法院却杀富济贫十分仗义。这种看似秉守职业领地、毫不越权的精神背后，却是最高法院近乎卑躬屈膝的“谦抑”原则：对政治问题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犬儒主义，退避在自治的法律职业系统里，而司法的龟缩保守对政治权力的腐化和对人民的危害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山本对法院对政府唯唯诺诺的司法消极主义态度颇有微辞。
　　针对这样的痼疾，山本在书的末尾热情地呼唤日本导入英美的陪审制，让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司法过程，防止将这项关乎民瘼的事业不负责任的交给一批职业法官。作者认为，“这种市民直接参加审判的构想成为现实之日，将是最高法院成为日本社会‘黑夜明灯’之时。”山本看到，陪审团制度远非诉讼法上的技术改进或制度移植，而毋宁是通过作为政治机构的陪审制来改变日本的政法状况，特别是矫正最高法院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
　　山本的呼吁可谓深中肯綮。托克维尔在19世纪游历美国时就看到，陪审团在美国不仅仅是一种司法制度，更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人民主权的一种形式”：人民一方面通过直接参与法律裁断而对司法进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陪审团来实现政治教育和公民德性的培养，合力保护人民主权。他在《论美国的民主》里写道：“犹如议会是国家的负责立法的机构一样，陪审团是国家的负责执法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山本对陪审团的热切期望乃是通过法律制度的改进来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最终让最高法院以及司法系统落实到保护民权的目的上。
　　可以说，如果政治权力确乎要侵犯司法、支配之以达致其黑暗目的的话，那司法独立或可是黑暗之下的一点曙光。但在山本看来，这种理念与当今法学界的种种司法独立和司法自治（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理论不同的是，它的基础和目的都是在于人民主权的实现和保障，而不是为独立而独立，或为行业利益而独立。
　　历史上，法律职业一直作为专门行业自成一体。1612年，英国普通法法官代表柯克爵士在与詹姆士一世的著名论辩中说，法律是一门“人为理性”（Artificial　Reason），是实践技艺，詹姆士一世虽在“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天纵英才，也无法取代法官进行裁决，以此回绝了王权对司法的要求。但也是在17世纪，英国大哲霍布斯在《一个哲学家与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以无可辩驳的理由说服了柯克接受“主权”（利维坦）。他警告柯克，普通法职业共同体必须臣服于主权，否则国家会因这种封建割据、各自为战似的职业圈子而再行动乱。卢梭接过霍布斯的君主主权，将其置换成人民主权之后（在实践上这是由法国大革命完成的），法律职业和司法权力自然也就要臣服于人民主权。
　　通过这样的变迁，司法与人民主权的关系最终落实到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以及托克维尔极为看重的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制度自然是一种非理性，随机挑选的“法盲”如何能精准断案？但美国司法界流行的一句话是：“如果连陪审团都不帮你，那就是上帝不帮你。”这话的理解当然见仁见智，但在卢梭和托克维尔的论断下，这话的意义更为明显。卢梭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托克维尔说，“美国人民统治美国，犹如上帝统治宇宙。”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司法审查还是陪审团，都像上帝临在世界一样守护着人民主权。
　　美国式的宪法以及司法审查制度，通过麦克阿瑟的手来到了战后的日本。二战以前，日本沿用的是1889年帝国宪法，其中的议会民主不过是给大权独揽的天皇披上一层外衣。虽然一战后的革命运动和民主改革给议会和政党带来了地位的提高，但1930年代宪法法西斯化无疑将这点民主的苗头扼杀：1935年《国体明征声明》重申天皇主权，1936年五相议会无限扩大军部权力，议会民主在军国主义的膨胀下形同虚设。从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就意义重大了：它不仅重新规定了人民主权，而且引入了违宪审查来保护之；它不仅是一个国内宪法，而且具有国际意义。
　　由此看来，在山本先生详细的叙事和殷切的期望中，展现出的是厚重的保守历史传统（天皇主权和军国主义）与“和平宪法”下的人民主权和司法独立的长期紧张，这体现在最高法院的人事变动和判决走向中。时下日本的宪法政治问题（比如参拜靖国神社的违宪问题）都需在山本先生所展现出的浓重的历史感中，才能得到恰切的理解。细心的读者自然会从山本在病榻上写下的这本书中触摸历史，也触摸现实。

幸福感不仅仅与钱多钱少有关——国民幸福与经济增长未必同步

国民幸福与经济增长未必同步 
 
作者：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
2006年1月20日 星期五
 
政客们错误地以为，经济增长会使一个国家更幸福。“如今，英国正在经历自1701年以来，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时期，而且我们决心要维持增长，”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5年的预算演讲中这样开头。西方政客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让他们这么做。然而如今，许多统计和实验证据却支持这样的非正统观点：一旦一个国家丰衣足食，该国变得更富裕就毫无意义了。

嬉皮士、绿色和平分子、街头抗议者、回游者(downshifters，即自愿降低生活水平的人)、慢餐运动都在默默地报仇雪恨。这些脚踏实地的哲学家的观点通常都被嘲笑，但心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最新统计数据却证实了他们的观点。

首先，调查表明，工业化国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幸福。对当今英国公民的随机取样表明，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与他们(更贫穷的)父母和祖父母相同。在美国，幸福感随着时间推移降低了。美国白人女性的幸福感明显不及她们的母亲。其次，以更为正规的心理健康标准衡量，英国等国家的抑郁程度增加了。第三，测量得出的工作压力水平上升了。第四，自杀数据显示的情况往往与这些模式一致。在美国，尽管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6倍，但人均自杀率仍停留在1900年的水平。英国的情况更鼓舞人一些，上个世纪的自杀率下降了，但年轻男性的自杀率比数十年前高了许多。第五，全球变暖意味着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后果，而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大学学习中想到这些后果。

这些论点并非无法反驳，但大部分反对此类证据的评论家，似乎是出于智力习惯或对传统思维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进行反驳。

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部分学术人士，已拿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了经济增长无用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人类是爱比较的动物。去年的研究表明，幸福程度与一个人邻居的收入水平成反比。隔壁人家的发达令人不快。重要的是相对收入：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变得更富有，平均幸福感觉就会保持不变。

更进一步的原因是习惯成自然。感受逐渐减弱。心理学家与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找出了人类适应好坏事件方式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一次加薪后，人们习惯了更高的收入，并最终回到一开始的幸福或不幸福状态。这种幸福灵活性也会向下发展。在事故中残废的人，3年后会恢复80%的幸福感。然而，经济学教科书仍然忽视适应现象。

最后的原因是，人类不善于预测什么东西会让他们幸福。在实验室环境里，人们都会做出错误选择。
然而确实，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那电淋浴器、足球直播、钛制手表、人人都开车旅行呢？这些难道不是经济增长强大威力的有力证据吗？不错，都是证据，但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是因为别人也有，而不是因为它们会带来本质区别。

经济学家对增长价值的信心在逐渐减弱。这是好事，它会慢慢地进入未来政客的思想中。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迪纳(Edward Diener)的牵头下，全球许多研究人士签署了一份实用知识宣言，题为《主观幸福和不幸福国家指标的指导方针》(Guidelines for National Indica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ll-Being)。该宣言刚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它呼吁国家从不同方面对幸福和不幸福进行衡量，包括情绪和情感、明显的身心健康、对特定活动和领域的满足感，以及对时间分配和压力的主观感受。

对更明智的下一代而言，下一个更明智的目标应该是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

作者是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教授。本文摘自作者2006年1月19日发表的演讲，它是该校世界周(One World Week)峰会的一部分。

译者/张征

向富兰克林学创业

向富兰克林学创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乔纳森•古思里(JONATHAN GUTHRIE)
2006年1月19日 星期四

美国是创业模范的源泉：从19世纪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到20世纪的汉堡巨头雷•克洛克(Ray Kroc)，以及21世纪的网络大师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不过可能你不会立刻想到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周二（1月17日）是他300周年诞辰纪念日。

富兰克林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等同于革命先祖，这是他们在学校里就被反复灌输的观念。英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富兰克林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可不光鲜——身着长袍的可爱老古板，在雷雨交加的天气里放着风筝。富兰克林不是发明了电吗？还是风筝？亦或是长袍？

我对富兰克林的熟悉程度和一般英国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一个非营利团体“本杰明•富兰克林诞辰300周年”( The Benjamin Franklin Tercentenary ，该团体由5个美国费城文化机构组成)对我展开了传奇式的公关宣传后，才有所转变。该团体将富兰克林推崇为值得模仿的创业家。他们身在费城，也许不知道我就喜欢写点与公关宣传唱反调的东西。他们的宣传激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读了《富兰克林自传》(Autobiography)。很不情愿，我地被说服了。
富兰克林出身贫寒，这让他成了在机场销售的《我的成功秘诀》等自助类丛书的完美题材。他的父母都很穷，他是家中第十个儿子。众所周知，1723年，他17岁来到费城时，口袋里只揣着的一个美元。然后凭着直觉的精明和高尚的原则，他开始发了。

富兰克林遵循了谨慎原则，自己只做雇员不做老板，在选定的行业里学习，让别人去冒风险。一个叫凯默(Keimer)的印刷商给了他一个栖身之所。弗兰克林很快就开始策划自己创业，加入竞争。

他的成功之道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增加初创企业的适应性和生存机会。富兰克林没有单打独斗，而是与他的朋友休•梅雷迪斯(Hugh Meredith)合伙创业。他们用的是从家里(梅雷迪斯的父亲)借来的资金，而不是商业贷款。富兰克林不仅勤奋，而且认识到炫耀勤奋能带来的公关价值。他在大街上用手推车运送纸浆，“证明我没有不屑于干这一行”，“不仅认真展示自己在现实中的勤奋……还避开一切与之相反的负面形象。”

他还是交际高手，这一个性使他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受益良多，包括说服法国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资金的惊人举动。

富兰克林通过他的印刷机，巧妙地利用了大众传媒。当时的费城金属货币短缺，于是向英国大量进口，很多钱都流回该国。当地的高利率鼓励了富人放贷，而不是把资金投资于开发农业用地。富兰克林写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鼓励人们使用纸币。许多有权势的人知道了作者身份，人数之多足以为富兰克林赢得印刷合同(如今的100美元钞票就印有他的头像)。他写道，这“非常有利可图”。

据本杰明•富兰克林信托基金(Benjamin Franklin Trust)的执行董事罗莎琳德•雷默(Rosalind Remer)称，很多美国人视爱好社交、喜欢享乐的富兰克林为圣诞老人。他有着很强的人道原则，总是努力用目前的慷慨弥补过去的罪行。但他的性格中也有无情的一面。他的成功将凯默逼到了绝路。富兰克林津津有味地评述道，他的前雇主“被迫卖掉了印刷厂以偿还债务，然后去了巴巴多斯岛，生活……环境非常窘迫。”

事实上，富兰克林买断了梅雷迪斯的股份，结果几乎垄断了费城的印刷业，并垂直扩张这种垄断，打入了报纸出版业。他首创了特许经营的形式，以避免他最出色的雇员另起炉灶，对他的企业构成竞争。他在卡罗来纳州等日益发展的殖民地为他们开设印刷店，分享他们的收入，直到收回成本。

富兰克林不指望从他的诸多发明中获得专利权使用费，正如雷默女士所说，“他是早期具有开放源精神的人”。他拒绝了节油炉专利并表示：“正如我们从其他人的发明中享受到了巨大的好处，对于有机会让我们的发明服务于他人，我们应当感到高兴。”

富兰克林撰写的这种炉子的宣传小册子显示，他当初就可以给现代直销商上一堂炒作课，当然其文字的简洁，也让人有所启示。他是这样写的：新发明的宾夕法尼壁炉说明；附详细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详解；已被证实优于其它所有房间取暖方式；所有针对使用该壁炉的异议都得到了回答和排除。

富兰克林在42岁时退休，用他的话说，他当时获得的财富已“足够”。他没有像他的英国朋友实业家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玮致活(Josiah Wedgwood)那样积聚巨额资产。但他的财富已足够他过上舒适的生活。

即使在证明有些事比做生意更重要方面，富兰克林也堪称模范。对他来说，这类事情包括将英国人赶出美国，以及与年轻的法国女子调情。哦，还有放风筝捕捉闪电的事。谁都不应该尝试效仿富兰克林的这一举动。

作者是《金融时报》英国企业专栏作家。

译者/诸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