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像刮宫一样刮掉中宣部这个怪胎

 

焦国标：像刮宫一样刮掉中宣部这个怪胎

… 面对新闻自由的逆流，你们总不能自始至终一个屁不放啊。官僚们不是收拾李大同、卢跃刚，
他们是在践踏我们的行业核心理念！ 中青报的老记者、老编辑、现同人们应该说说话，
动一动，做点儿什么，就像不久前新京报同人搞的那一下子 …

中青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卢跃刚的公开抗辩信2006.2.22发表（全文）

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就“冰點”停刊抗議信全文

1月 26日 星期四 16:55

被當局勒令停刊的「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發出公開信，批評中宣部某些人要的是順從，而不是平等。

以下為公開信全文﹕

新聞界的同行們、知識界、法律界的朋友們、《冰點》週刊海內外的熱心讀者們：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點》週刊的發稿日，《冰點》在京編採如往日一樣，齊集編輯部，認真校對將於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週刊。下午4點多，版樣全部出齊，送總編輯審閱付印。然而反常的是，遲遲沒有回音。我們聽到，報社領導層被全部召到團中央開緊急會議，沒有人看大樣了。這意味著將有不同尋常的事情要發生。

天塌下來，報紙也是要正常出版的，這是對所有訂戶、所有讀者負責。我們將大樣中所有發現的錯漏改定，靜等事變的發生。鑒於中宣部對《冰點》的批評指責從來就沒有斷過，星期一還剛剛見到中宣部閱評小組對《冰點》刊發的袁偉時教授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作出的文革式上綱上線的蠻橫指責，作為主編，我估計，撤銷我職務的時刻來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達到的程度，總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約5點多鐘，全國各個媒體朋友們的電話紛至遝來，告訴我他們已接到中宣部、國務院新聞辦、北京市新聞局的通知，“不許刊登任何冰點停刊整頓的消息和評論”、“不許參加冰點編採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不許炒作”、“要保持距離”等等。繼而，各個海外媒體記者的電話也絡繹不絕，要求我證實這件事。然而直到7點，還沒有人正式通知我，報社領導層從團中央回來，還在開會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後一個知道這件事的人。所有資訊證明，這是一個黨內高層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諱，蓄謀已久、精心策劃的行動。這個行動，不僅沒有任何憲法和法律的依據，也嚴重違反、踐踏了黨章與黨內政治生活準則。

作為一個職業報人，《冰點》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為報紙是社會公器，報社與訂戶、讀者有契約，是讀者付款購買的資訊產品，報社必須履約，不管個人的命運如何，《冰點》週刊應該如期送到訂戶手中。然而在作出這個決定的人那裏，社會影響算什麼？廣大讀者算什麼？主流大報的聲譽算什麼？黨章國法算什麼？中國改革開放的形象算什麼？執政黨的形象又算什麼？他們將社會公器視為個人的家產，認為可以隨意處置。

晚上7點30分，我接到社長、總編輯叫我上去談話的電話。對我宣布的決定，是團中央宣傳部作出的。“決定”將袁偉時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須有的大帽子，然後宣佈《冰點》週刊“停刊整頓”；除對總編輯和我本人通報批評外，還要作“經濟處罰”，誰給了他們這種權力！心態如此之齷齪，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這場談話在前述種種背景之下，已經成了一場滑稽劇。很明顯，這是“上面”少數人在背後操縱，團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據理向社長、總編輯痛斥這份“決定” 和中宣部《新聞閱評》的荒唐，並向他們宣告：我將正式向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控告這次非法行為。

就在《冰點》週刊被停刊的今天，報社接到大量讀者的詢問電話，已有讀者在得知《冰點》停刊後憤而去郵局退訂本報。

“上面”少數人對《冰點》週刊的扼殺，蓄謀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日前夕，《冰點》刊發了《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一文，真實記錄了面對民族危亡，國共兩黨兩軍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奮戰的真實歷史場景。與傳統宣傳不同的是，《冰點》首次在主流媒體上客觀真實地報道了國民黨將士在這場戰鬥中犧牲數萬人的戰鬥歷程。

這樣一篇真實的歷史描述，卻遭到中宣部閱評組的蠻橫批評。他們批評的根據是什麼呢？沒有任何事實，而是根據“××年××出版社的中共黨史××頁關於平型關大捷的記述”，《冰點》的報道是“美化國民黨，貶低共產黨”。結果，在紀念中國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大會上，黨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紀念講話中全面肯定了國民黨將士在抗日戰爭主戰場上的功績。誰對誰錯，不言自明。

在連、宋訪問大陸結束之際，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女士在《冰點》發表長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文章用豐富的材料，首次客觀真實地向大陸人民介紹了台灣幾十年來的變化和發展，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好評，對溝通兩岸民眾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這樣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責為“處處針對共產黨”，其眼界和心胸之狹隘令人驚詫。

去年11月18日，黨中央隆重召開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的紀念會，曾慶紅同志代表黨中央對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輝業跡、偉大人格作了充分闡述，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卻禁止媒體發表紀念耀邦同志的回憶文章，規定只許發表新華社通稿，各媒體不允許有自選動作。

2005年12月7日，《冰點》刊發胡啟立同志的長篇回憶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強烈反響，海內外中文媒體紛紛轉載，無數網友發帖說被文章感動得熱淚盈眶。對這樣一篇起到極好社會反響的文章，中宣部竟打電話到報社來問罪，稱報社違反了“沒有自選動作”的規定！在這些人那裏，哪有一點對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數人對《冰點》的無理指責和批評還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點》刊發記者調查，披露了武漢大學法學教授周葉中在學術著作中的剽竊行為。這位周教授在《冰點》記者採訪他時，竟有恃無恐地勸告道：你就不要管這事兒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們總編輯會找你的！報道刊發後，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氣勢洶洶地問罪，蠻橫地指責這篇報道有嚴重的輿論導向問題。

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冰點》對此事的後續報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點》歷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塊版的週刊。試問，中宣部的少數人究竟在保護什麼行為？

現在，他們終於要跟《冰點》算總帳了！用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為發難對象不過是個幌子。袁偉時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頗多，在知識界影響很大。袁教授寫的這篇文章依據的是史料，立論基礎是開放的理性。文章發表後，亦引起很大反響。本來，對歷史問題的討論，需要對材料和觀點有平等的、心平氣和地交流，才能逐漸達到共識。諸多網上評論中，即便是不贊同袁先生文章的網友，也有態度十分認真、考據十分扎實的反駁文章。我本人曾將這些帖子轉給袁先生參考，袁先生看後對我回復說：這些文章態度確實十分嚴謹，我將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觀點，作出相應的回覆。這正是一種健康的、正常的學術交流。而中宣部的閱評除了文革式的詈罵和扣帽子、打棍子，還有什麼？！

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國新聞管理體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數人以其狹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專制蠻橫的工作方法，將本應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躍政治局面，管制得萬馬齊喑、一片死氣沉沉。這些人要的是順從，而不是平等。這種專權，中國共產黨黨章的哪一條授予過他們？！

對我國新聞管理體制的弊端，我們將另文論述。在這封信裏，我們只是想告訴同行們、讀者們、朋友們，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沒有真理害怕辯論，沒有真相懼怕公開。儘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動用權力，封鎖所有媒介和網路，但我們相信，你們一定會看到這封信！你們有知道真相的權力！

衷心地感謝你們！

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主編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人权观察2005年全球考察报告中国部分

2004年晚期，中共中央委员会呼吁在党内进行政治改革，以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指出，中国将保持一党领导，但这将建立在不
断增强的法治基础上。虽然
近年来中国在某些领域有所进步，如加强其司法体系，容许更为独立的新闻报道，以及在制定某些政策时更贴近民意，但中国仍是一个极为压制人民的国家。
中共虽然在2004年承诺依法治国，但广泛的官员腐败、共产党干涉司法、官员及其家属不受追究等现象都使该承
诺大打折扣。当局继续实行新闻审查。民间社会也遭到限制，大多数民间组织都受到政府控制。中国禁止独立的国内人权组织，也不准国际人权组织进入中国。联络
国际人权组织的中国公民则面临监禁的危险。
   2004年10月末和11月初，河南省和四川省发生了数万人参与的大规模骚乱。虽然骚乱地点相距很远，起因也不同，但这些骚乱及政府的反应都表明不
断加剧的农村动荡和中国领导人对社会稳定的关注。中国领导人继续阻止不满情绪的扩散，并试图防止有关社会问题的消息传播。

• “六四”事件15周年*

2004年6月4日是”六四”事件15周年纪念日。中国领导人当年下令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并向阻止他们进城的平民开枪。15年后，政府仍禁止对该事件的任何公­开纪念。对那些为遇害者争取平反、赔偿或要求官方修改事件评价的人，警察则进行骚扰和拘禁。
    在2004年的周年日敏感期间，官方再次软禁了一些著名活动人士，如”天安门母亲”组织的领导者丁子霖。国家安全官员把蒋彦永医生拘禁了6周，并强行对其
进行思想改造。72岁的军医蒋彦永因揭露官方掩盖北京”非典”疫情，而获得国际声誉。他曾在89年6月4日治疗过遇害者，并于2004年2月私下致信政
府，建议政府改正其在1989年”犯下的错误”。蒋医生在2004年7月19日获释，但在此报告撰写期间他仍遭软禁。
*中国的司法体系*
    2004年3月，中国在修改宪法时加入了承诺保障人权的内容。虽然中国的宪法不能得到直接履行，这一修改仍显示中国越来越承认人权。
    尽管中国做出了努力来加强法制，其司法体系本身仍是侵犯人权的一个主要根源。许多法律措辞含糊，使检察官和法官可借其达到政治目的；法院系统缺乏独立性，
党政官员经常为亲友利益而干涉各级司法机构；审判程序对检控方有利；虽然许多法官受到公诉，腐败行为仍广泛存在；刑事司法系统仍大量依靠口供作为证据，从
制度上促成警方通过严刑拷打来取得口供；中国的有关专家称，法律援助只能满足全国四分之一的需要；如果辩护律师过为积极地维护客户的权利，他们可能会被取
消行业资格或遭到监禁。
从更为积极的方面看，中国最近开始对法官进行资格考试，并表示想修改法律来更好地保护受关押的嫌疑人。尽管如此，未经司法程序的行政拘留在中国仍很普遍。一些因­为涉嫌象吸毒这样的”轻微罪行”的人，在遭到拘禁后被送去”劳动教养”数月或数年，案件则从未得到法官审理。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中文互联网和中国国内媒体的活跃发展，导致当局在2004年设法对其加紧控制。官方扩大了审查内容范围，并采取更有效的执行措施。2004年10月，中国还禁止­了关于政府在农村征地的所有报道。
    9月，《纽约时报》的研究助理赵岩被捕，他被控向外国人泄露国家机密，当局似乎认为他向外界提供了共产党领导层变动的消息。2004年初，当局查禁了一本
纪实性畅销书《中国农民调查》，该书记录了发生在安徽农村的官员腐败、横征暴敛和警察施暴等事例。许多报纸在2004年探测言论界限，一些因此而遭到打
击。《南方都市报》的原总经理被以贪污罪名判刑多年，原主编被解职，而这些罪名据公认是出于政治动机，因为该报曾率先报道数条全国性的重大新闻。
当局既鼓励使用互联网，又控制网络内容，这一矛盾在2004年更为激化，当局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限制公众和私人言论。尽管如此，互联网在中国正成为交流信息和­动员社会的有力工具。
*艾滋病*
中国面临发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根据官方数字，84万人患有艾滋病或感染艾滋病毒，但真实数字可能要比这高得多。许多中国公民对艾滋病缺乏基本­常识，一些艾滋病活动人士则遭到政府骚扰和拘禁。
    中国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处理艾滋病危机。2003年晚期，国家当局承诺向所有穷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逆转录病毒治疗。中国国务院在2004年5月发出
通知，要求地方官员执行一系列艾滋病防治和控制措施。中国修订并于2004年8月通过了防治和控制传染病的法律，禁止歧视传染病人。但根据人权观察在
2003年9月发表的报告《锁住的大门》，基本权利的缺乏及地方当局的侵权行为，阻碍了对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援助行动。
    河南和其它省份的农民曾在一些牟取暴利但不卫生的采血站感染上艾滋病毒。在此报告撰写期间，中国仍未对政府在此事上的角色进行调查。没有任何官员受到追
究，一些与该丑闻相关的人还得到提升。河南当局经常在国际要人来访前拘禁那些感染有艾滋病的活动人士，最近还建造了一所监狱来隔离感染有艾滋病的犯人。他
们还继续阻挠一些向艾滋病人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的活动。2004年，河南官方关闭了3所民间组织经营的艾滋病孤儿院，还短期拘留了”东珍艾滋孤儿学校”的
工作人员。河南省的艾滋病人继续指控，政府在分发逆转录病毒治疗时存在腐败和侵权行为。
*劳工权利*
    中国的工人尚未从国家的高速经济发展中享受益处。雇主经常不按规定支付最低工资，也不按要求实行健康和安全措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或破产后，许多原员工丧失
了退休金。成百上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民面临严重问题。由于没有官方的居住许可，这些民工无法享用城市的基本服务，并易于遭受警察的侵害。
由于政府禁止独立工会，工人伸张冤屈的能力有限。中国只容许官方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民间组织教育工人了解他们的合法权利，并协助他­们与雇主打官司。但这些组织也被禁止讨论独立工会，更无法组建独立工会。
    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劳工抗议事件。2003年5月，在缺乏基本公正审判程序的情况下，辽宁省的劳工活动人士姚福信和肖云良分别被判处7年和4年徒
刑。其家人称两人都身患重病。2004年10月，经过有缺陷的审判，5名工人被判处2到3年半的徒刑，他们被控在广东一家鞋厂的大规模示威中毁坏公司财 产。
*强制拆迁*
    人权观察2004年3月发表了报告《拆迁》，阐述了地方当局和开发商如何对数十万居民的住宅进行强制拆迁，以建造新房屋。由于无法依靠司法途径，这些遭拆
迁的人到街头示威，但受到警方的严厉镇压、拘留和监禁。著名维权人士叶国柱在向官方申请批准一次示威游行后被捕。为许多拆迁户进行过辩护的律师郑恩崇被上
海一家法庭判处3年徒刑，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他此前向一家国际人权组织发送了有关他活动情况的传真。
    法律专家和一些官方媒体公开批评政府未能保护公民的居住权。政府因此修改了一些政策和宪法条文，但广泛的腐败现象和薄弱的司法体系阻碍了这些法令的实行。
*香港*
    2004年4月，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香港至少在2012或2013年前不进行普选。不仅如此，通过重新阐释香港的基本法，北京还保留有全权决定任何有关改
变选举制度的提议。香港立法会以前拥有的实行政治改革的权力，现在也转归香港特首所有，而选举特首的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是由北京任命。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负
责对基本法的修改，香港选民代表多次要求其征求民意，该机构则对此置之不理。
    1997年，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以特别自治区的地位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当时许诺香港会享有”高度自治”。但由于北京近来加强了其控制香港的权
力，香港人担心中国会继续削弱基本的人权保障，因此在2003年7月1日、2004年1月和同年7月1日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2004年9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因北京的政治干预和几位著名批评人士遭威胁而受到损害。
*新疆与”反恐战争”*
中国以支持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为条件，来使国际社会支持或默认其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一些维吾尔族组织用和平手段来争取真正的自治或独立，另一些组织则诉­诸暴力。对于和平或暴力的抗议，及分裂主义或国际恐怖主义，中国当局不作任何分别。
    新疆地区的镇压突出表现在蓄意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任意逮捕、不公开的审判和大量运用死刑。该地区的党委书记在2004年9月称，今年头8个月有50人被
判处死刑，22个参与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组织被破获。来自官方的消息称这50人都未被处决，但没有提供有关他们情况的信息。
    和中国边疆地区的其它少数民族一样，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一直十分艰难。官方限制庆祝传统节日和使用维吾尔语，并严格控制宗教教育和言论，这包括禁止
18岁以下的人进入清真寺或在家接受宗教教育，对所有的阿訇进行政治筛选和义务性爱国教育，限制公众祈祷，及下令试图使古兰经的解释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 态。
*西藏*
    中国所称的”西藏”专指西藏自治区。但许多藏人所称的”大西藏”包括青海、云南、甘肃和四川的藏区，中国统治下的藏人中的50%以上住在这些地区。
    中国当局继续限制藏人的宗教和文化表达，并试图在所有藏区中削弱达赖喇嘛的政治和宗教影响。严厉的镇压措施限制了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
2002年，四川的省级法庭判处当地著名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罪名是”制造爆炸案并煽动分裂国家”，而这似乎是捏造的罪名。官方指称的其同谋­洛桑顿珠于2003年1月被处决。
    10多年来，中国当局一直试图限制丹增德勒发展藏传佛教和藏族社会机构，最终结果是他的被捕和判刑。人权观察在2004年3月发表的报告《一个藏僧的审判
经过》记录了该案，此案成为那些争取保存民族文化身份的藏人的注意焦点。几名和丹增德勒有关的人仍遭监禁。还有近100人遭到几天到几个月的拘禁，大多数
是因为试图向国际社会通报该镇压事件。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许多被拘禁的人遭到虐待或刑讯。
*宗教信仰和表达*
    尽管容许宗教活动，中共的官方理论认为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和社会组织，最终将会消亡。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认为必须要严格控制宗教，以防其成为有能力同
政府争夺公民忠诚的政治力量或组织。中国的政策是避免疏远信教者或把他们逐入地下活动，而是让他们为按共产党设想的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官方通过一系列法规来限制宗教信仰和活动的发展。要取得合法地位，宗教组织必须向有关当局登记并接受其严密监督，而对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
和新教这5种官方承认的宗教，这样的选择权也遭到限制。在经过登记后，宗教的人员、聚会活动、财政和出版都受到监督和筛选。尽管违法，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
继续在中国迅速发展。
    根据中国刑法，未经当局认可的宗教组织会受到严厉惩处。法轮功的发言人称，法轮功成员仍遭到大规模的监禁和虐待。因为缺乏独立消息来源的核实，难以估计该
说法的准确性。但毫无疑问的是，当局对法轮功成员实行了监禁、”劳动教养”和虐待。2004年，不断有证据显示，用于法轮功成员的法规也在被用于控制”家
庭教会”，即那些拒绝向官方登记的福音派新教组织。
*妇女和女童的权利*
    妇女在中国政治领导层和商界高层职位中的比重仍不足。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及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地区缺少妇女和女童，这造成人口拐卖市场有利可
图。虽然中国打击了一些拐卖团伙，许多中国妇女和女童仍遭到绑架，并被卖给他人作妻子或沦入性产业，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尤为严重。2004
年，中国国内媒体还重点报道了警察向有妓女嫌疑的人施暴的行为。
*主要的国际参与者*
    中国在2004年起了越来越重要的国际作用。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帮助阻挠了美国支持的一项决议得到延期，该决议要求非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的部队在参加联
合国部队行动时，享有国际刑事法庭的豁免权，而不会被以国际战争罪名起诉。但中国也对安理会未能制裁苏丹负有部分责任，苏丹政府参与了达尔富尔地区的暴
行，而中国在苏丹有重要的石油利益。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2004年的年度会议上，中国再次通过”不动议”提案而阻挠了谴责其人权纪录的议案。为报复美国对该议案的支持，中国于2004年再次
中止了与美国的人权对话。在10月和11月的北京会谈中，两国同意讨论恢复常规性的人权对话。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所有的双边对话伙伴，对中国提出保障权利的
标准和达到这些标准的期限，并确保该进程的公开透明。
    中国和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合作一直不顺利。在经过近10年的讨论后，中国邀请联合国刑讯特别报告员访华，日期预定于2004年6月，但中国政府在此前两周无
限期地推迟了该访问。这类访问的条件通常包括不经事先通知参观监狱和与犯人进行私下访谈，中国对此一直不愿意接受。2004年9月，联合国调查任意拘禁问
题的工作组访问了中国。与1997年的前一次访华一样，该工作组敦促中国使国家法律符合国际人权标准。虽然工作组注意到中国此次比1997年时更为合作，
但中国缩短了工作组对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的访问，并拒绝了工作组与1997年的上次访问期间严重受伤的犯人会面的要求。
中国已批准了数项国际人权条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反刑讯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中国还签署但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2005年4月到5月期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将对中国进行首次审议。
在反恐与反毒品走私行动中，美国不断增强与中国的合作。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被机构内设有办事处。但美国在2004年拒绝将关押在关塔纳摩的一些维吾尔族人交给中国­当局，因为美国担心这些人将受到刑讯或处决。
欧盟在考虑是否取消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实行的对华武器禁运。人权观察认为，只有在中国处理事件责任问题，赔偿受害人及审判事件负责人员之后，武器禁运才­应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