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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漠弗雷 14:30 on 2006年01月26日 固定链接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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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局专横跋扈 中国新闻自由堪虑 

    1、全切!曾/庆/红、李/长/春对”新京报”动大手术
    空空按:和”冰点”类似,小打大帮忙的报纸也容忍不得。作者:林立把《新京报》改头换面决不单纯是整顿一份报纸那么简单,如果不是和中共的生死存亡能拉上关系,决不会惊动中共中央整个书记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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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冰点”被勒令停刊 中国新闻自由堪虑 

     BBC记者李莉的报道:
    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星期二被勒令停刊整顿。就在这之前不久,敢言的新京报总编辑杨斌被解职。这些情况显示,中国政府正进一步加紧对媒体控制。中国青年报的“冰点.观察”周刊自1994年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反应社会现实,关注底层民生和抨击腐败等丑恶现象的文章。它的文章以敢言著称,深受读者的欢迎。冰点的记者卢跃刚,主编李大同都是深受人尊敬的报人。但就在昨天,中青报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冰点停刊整顿。
    冰点的记者董跃玲向BBC介绍她是如何得到这一消息的:”董跃玲说,她今天到了报社办公室,冰点确实被停刊了。编辑们昨晚突然被召去开会传达。但仍没有对记者有任何正式交待。他们也不知道是否还会复刊,相关的记者,­编辑今后出路如何。”有猜测说,冰点被中宣部勒令停刊整顿可能同它刊登曾任台湾文化局局长龙应台的一篇文章有关。
    文章的题目是:你可能不了解的台湾。文中有一段话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惹恼中共宣传部门的东西有很多,记者编辑们一不小心就会触雷。另外,冰点专刊主编李大同去年8月曾写公开信,抨击中青报的采编人员考察条例,指责这一条例以少数领导官员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新闻好坏的标准,是要将记者编辑奴性­化,通俗化。因此也不排除上面要对此秋后算账。无论如何,最近发生一系列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事件显示,新闻自由正遭受又一轮寒流的袭击。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公布2005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倒数第九,朝鲜最后一名。
    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部分)
    1: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士
    8:斯洛伐克
    9:捷克、斯洛文尼亚
    24:英国
    44:美国
    39:香港
    51:台湾
    138:俄罗斯
    158:越南
    159:中国
    163:缅甸
    167:朝鲜 
         (BBC中文网)

    小打大帮忙的刊物也被停了:
    已经创刊11年,在海内外拥有广大读者的北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版,在一月二十五日起被迫停刊。就在去年年底,冰点周刊还被大陆某知名网站提名为2005年年度传­媒。外界分析认为,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冰点敢于刊登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现行体制所带来的腐败等报道,例如, 章贻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什么是文化》等。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持续下滑的《中国青年报》的销售量。另一种分析则认为,停刊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最近发表的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直接相关。袁伟时的文章中讨论教科书如何影响中国年轻一代的观念:”廿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廿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什么是”狼奶”呢?袁伟时指出,中共制定的历史教科书中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是让年轻学子无法认清历史真相的根源。袁伟时文章中最重的话,莫过于”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这一句。因为这等于攻击中共是”狼”,它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是”狼奶”。据 中国时报报道,北京知识界早前就在讨论,认为现在的教科书仍在灌输着中共史观,它只有”革命/反革命、造反/镇压、正确/不正确”等意识形态,缺乏现代公民所应有的公共事务认知、缺乏彼此尊重容忍的现代社会精神、以及自由主义的包容传统。有学者曾提出,我们只有”喝狼奶长大的孩子”,所以才会产生巨大贪污、不管公众损失、只管个人死活的腐败现象。

    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博客上留言证实了冰点遭到整肃一事。李大同也在留言中不无惆怅的写道:”再见!冰点顽强存活了11年,终于凋谢。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同仁和­读者!”近一年来,敢于直陈社会黑暗和揭露当政黑幕的大陆媒体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闻名的事件有《南方周末》、《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这些媒体或被迫改变、或被停刊。

    4、刘晓波:记住《冰点》的停刊, 以及其幕后黑手
    … 非但没有任何转暖的预兆,反而表现出持续降温的冰封期,凡是在民间和海外的评价中
    比较开明的报刊,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肃。《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高层大换血,《
    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优秀新闻人遭到阴险的司法构陷,《新京 …

    5、龙应台致胡锦涛的公开信:  …
    …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
    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 …..

    6、(去年十月旧帖显示, “冰点”已经受到刁难) 刘晓波 …
    … 于威、史彦、邵颖波、黄继新、张帆等人,其中的多数人都是业内的优秀新闻人。
    也是八月份,《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李方,因 … 业改革先锋的南方报业集团,
    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整肃,2004年6月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南方都市报案”,著名的 …

    7、贵州记者被抓多月无声息福州记者因言获罪判三年 …
    贵州记者被抓多月无声息福州记者因言获罪判三年(图) 请看博讯热点:新闻自由(
    2006年1月26日) 一位男子在看《新京报》 一位男子在看《新京报》,2006年1月4日。法新社照片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贵州《毕节日报 …

    8、冰点停刊整肃中国媒体进入寒冬期
    冰点停刊整肃中国媒体进入寒冬期 中央社2006-01-26 10:46 (中央社记者林于国香港二十六日电)在中国颇受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遭勒令停刊,这是继标榜负责报导一切的新京报遭整肃后,北京传媒再遇寒流。香港评论认为 …

     
  • 大漠弗雷 17:59 on 2006年01月25日 固定链接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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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话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评《南方周末》新年献辞 

    真话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评《南方周末》新年献辞
    沈良庆(安徽)
    2005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以编辑部名义发布新年献辞,题曰:”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在这个充斥谎言的国家,看到­这种大言不惭地鼓励说真话,甚至小心翼翼地说出似是而非的真话,我忍不住要发出怪笑:听这种痴人说梦的真话,还不如听黄段子过瘾。汕尾大屠杀刚刚在眼皮底下发生­,作为喉舌身不由己,不能报道、评论(遑论挞伐)倒也罢了。此时此刻,不选择为死难者默哀,反而踌躇满志地说什么:”在广州大道中289号的高楼上,打望着南国­天空,怀想着一年来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历程……心灵安宁,如在世界开创的第一个早上。”居心何在?煽情地说什么:”它(指真话)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伦理,我们理应担当之事。”这倒如实反映了喉舌的担当:与主子保持一致的情感、伦理和真理标准。
    “说真话”的标准由谁制订、由谁裁决?在这个权力和真理自上而下的国家,”说真话”的权利早已被官方的专断意志和垄断权力扭曲为差序格局,标准由官方自上而下制­订,又由官方自上而下进行裁决,全国服从全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上级能说的真话下级未必能说,官方能说的真话民间未必能说。如此一来,还谈得上”说­真话”吗?人们充其量只能在上级和官方划定的条条框框内说点可怜巴巴、不痛不痒的真话,喉舌亦不例外。在这样的国家,一句真话的分量到底能有多重?抽象地谈论这­个话题不仅会沦为无意义,甚至有害。谁都知道言论自由的重要和真话的价值,这一点并不需要喉舌谆谆教诲。事实上,官方比民间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控制言论、引导言论、规范言论,强迫人们说官方许可的”真话”和政治正确的话,禁止胡言乱语;用具体、含糊、选择性的政策文件代替抽象、清晰、普遍性的法律­手段规范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至今不肯颁布一部哪怕是体现党国专断意志的新闻出版法;甚至用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通过不留痕迹的电话指示对喉舌进行遥控。那种上级­和官方许可或者至少能够容忍的真话,就变成了假话的点缀和粉饰,甚至于把拍马屁的假话变成”说真话”:
    过去这一年,我们的国家迈向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最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历史关口。这一年,经济高速发展,人权保障切实进步,政府推出各项举措大利民生,疏通­价格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城乡壁垒等等,这些都使我们为之自豪……更加社会主义,更加市场经济,我们的改革更加有望到位。
    这份献辞除了歌功颂德,就是为权力市场化、权贵私有化的寡头主义改革政策劝进。
    在一个封闭社会,”说真话”就是说假话;在一个开放社会,”说真话”稀松平常,说假话倒是需要赌棍的冒险精神;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当下中国社会,”说真话”­却成了喉舌和一部分人的专利权、奢侈品:不甘寂寞的媒体、退职官僚、文人墨客根据主子脸色和自身需要,分阶段、有步骤、乐而不淫、哀而不怨地不断抖点”说真话”­的”包袱”和”猛料”,然后坐收名利,或者挨廷杖。这正是国人被剥夺言论自由导致的结果。
    能不能”说真话”,并不取决于喉舌是否有”说真话”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说真话”的权利和市场,即波普尔所谓”主体际性”(主体间性)。中国学界将”­主体际性”归功于法兰克福学派殿军人物哈贝马斯。其实,新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波普尔早在1943年就在规模宏大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该书第2卷手稿完成­于是年2月,次年出版全书)第23章批判了”知识社会学”关于”科学的客观性”的社会决定论,谈到”主体际性”和”科学方法的公共特征”:
    通过使其思想更”客观”,他们不可能获得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不,我们通常用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是依赖于不同的基础的。它是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客观性与科学方法的社会方面是紧密相联的,与这一事实也是紧密相联的,即科学和科学的客观性不会(也不能)产生于个别科学家追求客观性的企图,­而是产生于许多科学家的合作。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被描述为科学方法的主体际性。
    由于党国垄断了”说真话”的权力,喉舌难得说出的”一句真话”不仅不”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而且比一个民间媒体(假如存在的话)可能说出的”一句错话”还要­轻。有人可能会责备我太苛刻:”人家戴着镣铐跳舞,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如果一个女人遭到强奸时不能选择反抗、无处控告或者不敢控告,即便不敢拔刀相助,我也­会选择陪她流泪。但是,如果她竟然说出:”我很快活!”这样的真话,我只能骂一句:”狗男女!”有人可能会说:”你为何不骂《人民日报》?”我只能说:”很抱歉­,我从来不看那玩意!”
    元月6日上午,合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张大队长、刘副大队长等老朋友突然光临寒舍。跟以往不同,这次一进门就严正警告:”最近全国抓了七、八个,安徽就你和张林跳­得厉害,他已经被判了5年,该轮到你了。你不能再在海外反动媒体发表文章,否则,春节就不能带小孩回老家了。”言下之意是要到看守所过春节。话说到这一步,我已­无话可说。他们将下载的文章拿给我看:”你已经构成颠覆罪了,我们是专政机关,不是街道调解员,你不为自己考虑,还得为父母和孩子考虑。你可以给国内媒体写点深­层次的学术文章,最好赶快找份工作,我们可以帮忙。”总之,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想工作,还要让家人受害,政府是无辜的,警察朋友更是苦口婆心。我在给洪哲胜­先生的信中戏言:”既不能拿他们的话当圣旨,也不能拿他们的话当儿戏。最近一片红色恐怖,我会根据形势和自身需要尽可能少说一点、说得温柔一点,但不会闭口,还­是那句老话:人长嘴巴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我老人家不辞辛苦、远涉重洋”说真话”都不行,喉舌却可以大谈”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叫”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我可不想被喉舌鼓动,­为了说几句”比整个世界分量还重”的真话,独自跑到看守所过春节。
    2006年1月20日

     
  • 大漠弗雷 11:19 on 2006年01月20日 固定链接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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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感不仅仅与钱多钱少有关——国民幸福与经济增长未必同步 

    国民幸福与经济增长未必同步 
     
    作者: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
    2006年1月20日 星期五
     
    政客们错误地以为,经济增长会使一个国家更幸福。“如今,英国正在经历自1701年以来,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时期,而且我们决心要维持增长,”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5年的预算演讲中这样开头。西方政客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让他们这么做。然而如今,许多统计和实验证据却支持这样的非正统观点:一旦一个国家丰衣足食,该国变得更富裕就毫无意义了。

    嬉皮士、绿色和平分子、街头抗议者、回游者(downshifters,即自愿降低生活水平的人)、慢餐运动都在默默地报仇雪恨。这些脚踏实地的哲学家的观点通常都被嘲笑,但心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最新统计数据却证实了他们的观点。

    首先,调查表明,工业化国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幸福。对当今英国公民的随机取样表明,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与他们(更贫穷的)父母和祖父母相同。在美国,幸福感随着时间推移降低了。美国白人女性的幸福感明显不及她们的母亲。其次,以更为正规的心理健康标准衡量,英国等国家的抑郁程度增加了。第三,测量得出的工作压力水平上升了。第四,自杀数据显示的情况往往与这些模式一致。在美国,尽管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6倍,但人均自杀率仍停留在1900年的水平。英国的情况更鼓舞人一些,上个世纪的自杀率下降了,但年轻男性的自杀率比数十年前高了许多。第五,全球变暖意味着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后果,而几乎没有人能在他们的大学学习中想到这些后果。

    这些论点并非无法反驳,但大部分反对此类证据的评论家,似乎是出于智力习惯或对传统思维坚定不移的信念才进行反驳。

    全球最具创新精神的部分学术人士,已拿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了经济增长无用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人类是爱比较的动物。去年的研究表明,幸福程度与一个人邻居的收入水平成反比。隔壁人家的发达令人不快。重要的是相对收入: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变得更富有,平均幸福感觉就会保持不变。

    更进一步的原因是习惯成自然。感受逐渐减弱。心理学家与经济学家共同努力,找出了人类适应好坏事件方式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一次加薪后,人们习惯了更高的收入,并最终回到一开始的幸福或不幸福状态。这种幸福灵活性也会向下发展。在事故中残废的人,3年后会恢复80%的幸福感。然而,经济学教科书仍然忽视适应现象。

    最后的原因是,人类不善于预测什么东西会让他们幸福。在实验室环境里,人们都会做出错误选择。
    然而确实,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那电淋浴器、足球直播、钛制手表、人人都开车旅行呢?这些难道不是经济增长强大威力的有力证据吗?不错,都是证据,但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是因为别人也有,而不是因为它们会带来本质区别。

    经济学家对增长价值的信心在逐渐减弱。这是好事,它会慢慢地进入未来政客的思想中。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迪纳(Edward Diener)的牵头下,全球许多研究人士签署了一份实用知识宣言,题为《主观幸福和不幸福国家指标的指导方针》(Guidelines for National Indica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ll-Being)。该宣言刚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它呼吁国家从不同方面对幸福和不幸福进行衡量,包括情绪和情感、明显的身心健康、对特定活动和领域的满足感,以及对时间分配和压力的主观感受。

    对更明智的下一代而言,下一个更明智的目标应该是幸福,而不是经济增长。

    作者是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教授。本文摘自作者2006年1月19日发表的演讲,它是该校世界周(One World Week)峰会的一部分。

    译者/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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