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人士与人民的关系

论民运人士与人民的关系 –民运人士7论（5）
武振荣（韩国）

（1）民运人士是人民社会中的一员
为什么我在本文中不使用公民社会而采用人民社会的概念呢？我主要考虑到公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的概念，而中国现在的情况还是处于专制的时期，因此，­我认为采取人民社会这样的概念比较好，如果说它可以引起人们对前毛泽东时代的有关人民的那些东西的记忆和回想的话，那么由人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度的历史就可以­被方便地表示出来。于是，中国社会近50年发展的那种一条历史的线索就有可能被我们的民运人士扑捉住，这样以来，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就不会因为存在着­毛泽东时代而被割裂开来，庶几，人民社会历史线索也就为民运人士的出场提供了一种最好的说明。
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是要建立一个公民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当这个公民的社会需要一种历史的时候，民运人士就是可以提供出来，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那个传统的”断裂式”的内在”否定”的共产党模式就会被我们彻底抛弃，结果是：在共产党”错误”的地方，我们的人民和民运人士却获得了历史的”正­确性”。这个意思还可以表述如下：在一个”错误”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历史并不因此而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在上述具体的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是专制的和民主­的两种历史观的冲突和斗争的话，那么理解民运人士所赖以产生的土壤的问题，我们不是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吗？在有的时候，我们反对共产党的方式好象是很”激烈­”的，狠不得把共产党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一笔摸掉，好象这个由一伙坏人所组成的团体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存在过一样。可是，伙计们，这的行为可以使我们”完整”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去了的情形你也许一点都没有体会得来，仔细想一想，共产党当年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和方式不就是这样的吗？他们是要在中国彻底拔掉国民党的根­，但是朋友，拔了56年，根也没有拔掉，反而倒把国民党给”请”了回来！在这里如果说历史有一个辩证法的话，那么抓住它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应该是中国民运人士­。
就这样的情形去理解民运人士所产生的中国的大环境，你能够发现的东西肯定要被你想象的多，因此，你在用轻蔑的口气谈论民运人士的问题时，就会三缄其口，不会那样­草率地发表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了。如果说在中国近50多年的时间中人民社会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的话，那么未来的公民社会就不会无源之水了，就这样的意思去研­究共产党社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异质的因素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研究和分析，在某一个方面就变成为民运人士的”业务­”，现在我们有少数的民运人士不顾自己的”业务”，而一心想在”业务”之外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岂不谬哉？民运人士若要想提供一种可以诅咒的共产党历史，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部历史如果把自己也包了进去就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了！就这样的意思讲，处理共产党的历史的一半儿是处理我们自己的历史，因此这样的行为是容不­得”全盘否定”的，它必须是既有批评、批判，还得有肯定和包容，否则，一个民主的历史观怎么可能建立起来呢？在这里，民运人士如果和中国共产党员一样地持一种”­否定”的历史观，那么你的民主的立场就不可能最后地站稳！
（2）民运人士所面临的3个不同层次的社会
如果我们要对共产党社会中的不同人的感受和由不同感受而产生的对待共产党社会的不同态度作出区分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3个不同性质的社会社会，一­个叫”个人社会”，另一个可以叫”知识分子社会”，还有可以叫”工农的社会”，这个
3个不同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了各自社会中的人对共产党统治的不同态度，因此，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民运人士就必须要问自己：”你到底要把自己投入到其中的哪个社会­中去”？套用共产党的话说，你到底代表那个社会的利益，替哪一个社会说话。只有这样民运人士才有可能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否则，他们就会变成一个民主的漂族­，最终漂到他们一个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所有目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可以分成为以下的3类：1、个人立场上的；2、知识分子的；3、人民的。我们分析前一类人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些人一部分是前毛泽东时­代的受了委屈和遭受辛酸的”五类分子”，他们在那个时代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是中国历史上所很少见的现象，和前苏联比较，虽然这些人在肉体上受到的迫害不是骇人听­闻的，但是在精神上和人格所遭受的迫害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这些人对一个迫害人的时代的记忆是一辈子也都忘记不了的，因此这些人即是站在”复仇”的立场上­来批判共产党，我看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这些人的队伍中又参加了法轮功这样的修炼者的群体，他们也是因为一个完全偶然的事件毫无理由的变成了继­”五类分子”之后的又一批无辜的受害者。因此上述人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制度的批评和批判，有着一个从人性深出所激发出来的那种一种反抗的力量，具有很强烈的冲击­性质。但是我以为把这种站在”个人”感受的立场上所出发的批判之”成果”若不能组织到民主的政治运动中去，显然是一种损失。
就上述的第2点看，中国知识分子在近半个世纪的遭遇如果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够于之比较的话，那么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群体，就非­常的适合，问题不是这个有可能变成为中国人的”大脑”的群体只是受到了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的打击和压迫，而且还在于它事实上经历了共产党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同共产党对”五类分子”和人民的”改造”所形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说这种”改造”已经”造”出了一个一个不伦不类的共产党式的知识分­子群的话，我的话就不会错误。事实上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有一个真诚的曾经向共产党”交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后面的确出现一个半共产党化了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今天这个社会虽然也出现了解体的许多迹象，但是它还是存在着，并且还是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在中国发生着影响。
因此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在1989年有外界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造反”，但是人们却很难发现这种”造反”越出了邓小平的底线的，因此在那一场巨大的风波中，知识­分子们即使站了胡耀邦、赵紫阳的立场上来反对邓小平也还是没有摆脱得了”改造”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在今天，这些人想把胡、赵这样的人物作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旗帜的想法也同时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的局限性。因此他们即使对于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人物的批评和批判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是没有能力去组织中国民主运动的­；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上那个发生于39年前的”超级”民主运动（66运动）所抱有的戒心使他们在未来的”超级”民主运动前止步不前。民运人士如果把自己的定位在­这个特殊的社会中，那么我相信是作不了中国民主化这样的伟大事业的。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两种情况的简单说明，我认为中国民运人士应该投身到中国人民社会中间去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我认为在过去的时代人民虽然也受到了”改造”，但­是人民对于这种”改造”的感受和这种”改造”在人民社会中间的真实意义是有内在的联系的，因此在这样的”改造”发生的时间内，普通人没有象知识分子那样地失去了­知识和思想，也没有象”五类分子”那样的失去了人格，但是他们却真正地”获得”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张政治上的”支票”，在那个时候，这一张支票虽然是典­型的”空头支票”，但是它是”民主”性质的却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何况在1966年的政治运动中，人民却要求着它的”兑换”-其意义就不可低估了。”兑换­”的事情虽然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就那一张”空头支票”的获得而言，普通人在政治上的”得”是完全的事实，今天当人民再一次地要求着”兑换”时，民主运动的历史­就不在表现为不可见之物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可见”的人民要求民主的历史，所以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希望的曙光就出现了。
就此而言民运人士应该投身于人民的社会和人民的运动就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因此摆在他们的面前的任务不仅仅是做一个共产党社会的”异议人士”，也不仅仅在民主的问­题上去迎合知识分子的言论，而是要”回到”人民社会中间去，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自己所产生的那种”土壤”的营养了。只有这样，民主运动才会有希望，否则就一直象今­天这个一样，再过50年，他们也还是一些被”牢骚武装”起来的否定性人物。
（3）民运人士是人民在过去时代中得与失的总结者
民运人士不象中国共产党员那样的要为中国人民提供一种”客观真理”，从而迫使人民去学习它，领会它，并且服从它的教导，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民运人士也要向人民传­播真理和真理的观念，但是被视之为真理的东西不在是”客观”的外在于人民的东西了，而是人民可以理解的和能够理解的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真理不但关乎着人­民在过去时代中的所作所为，而还关乎着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认识。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同过去的共产党员传播共产主义的行为大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民主知识­与人民的关系了。
就上面的意思你去看中国社会民主之缺乏，缺乏中的东西是什么，你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答案。如果你从哲学的观点说出它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你就已经吃透了中­国民主问题的本质。我认为在我们中国目前不是要把民主运动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是相反，要在我们中国人”感性”的东西中去寻找民主的历史和民主的现在。­在这里如果说那些指导人民行为的东西已经很难说是”理性”或者”感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坚持一个连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理性”呢？如果说这个口号在策略上­有一个意义的话，那么我不否认，坚持它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好处”如果和我们人民在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主的经验与教训的事情有冲突时，我们就不得不作出取­舍，结果我们宁可要”感性”的民主，也不要”理性”的民主。
试想，你现在是站在民主的投票站前的一个人，你要在选举国家元首时投上你神圣的一票，你如果以”理性”的方式投它，即认识你所选择的候选人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有内政和外交的才能，所以你郑重地投上一票；但是情况若不是这样，你在选择你的候选人的时候，不是出于上述的”理性”的渠道，而是完全地凭自己的偏好行事，也就­是说，你其所以要投他一票，是因为你喜欢他头发的式样（哪怕他的发式同小泉的一样，不是政治家的一般发式），或者是因为他的相貌象你，或者因为他生活上有着和你­一样的怪僻……，所以你投他一票，试问民主的票箱能够使前面的一票的价值超过后面的一票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如果把上面的事情换成另外的事情­，譬如把它换成
1989年的大学生绝食、王扶林用自己的肉体去挡解放军的坦克车，或者1979年的西单墙上的大字报，或者1966年的红卫兵自治组织的出世和人民造反，情况又­是怎样呢？你难道就以为这些事情都缺乏一个”理性的设计”就认为它不是民主的，就把它看成是”动乱”，这样以来，你所要的民主运动到底是什么？谁又能够搞明白哩­。
从上面的事情中我们若发现，民主在中国的缺乏是于我们对民主只作出了片面的”理性”的理解有关，因此它不能够看成是一种”客观”上的缺乏，实质上它是一个”主观­”上的缺乏，于是我们就可以理出中国民主的头绪。这样以来，在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工作方面，民运人士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说清楚了：深入到人民社会中去，替­普通人总结出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在过去的时代人民的得于失同上面所说的”不幸的个人”和知识分子不同，人民虽然也有着失，但是他们的确也有得，而那个”得”是于­民主的基本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必须要给出一个积极的意义。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发生的事件当成是中国人民全面接受政治教育的开始的话，那么这种教育的价值就­具有”蒙昧”的性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若运用否定的手段去对待它就会否定我们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和积极的手段去应对之。
就纯粹的政治的眼光看，那种所谓的政治教育是完全失败的，但是这种失败却有着一个非政治的道德上的意义，有的时候这种意义还会转化成为宗教的意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不要用武断的否定的方式和方法，而应该本着一种创造的精神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以便提取其中的价值。在《非制度性民主价值的失却和寻找》一文中，我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大意是诸如”人民当家作主”、”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翁”、”为人民服务”、”人民对当权派的造反有理”等等，都是一种前民主的价值，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民主时不但不应该否定它，而还必须要发展它，最后把它组织在民主的基本架构内。要说民运人士能干什么？我认为就能干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看到，在过去的政治教育中，普通人既看了”地狱”，又瞥见了”天堂”，因此把这个意义用宗教的方式加以提取的话，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总结经验与教训­的问题上，我们只要是可以改变我们原有的思想和看法，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的。民主在今天，已经被我们前面的人和我们自己作了几回，而不是如一个未知的”新生­事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用对待”新生事物”的那种方式和方法去对待它。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发现它在过去的时间里多次失败的原因，然后再­分析这些原因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问题；在这样做时，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的话，那也就对的，因为在我们的前面没有出现过象我们中国人民这样的问题，我们缺­乏一个参照系，也缺乏一个现成的可以套用的经验，一切都要我们”自力更生”的去完成它。如果说这样的事情普通人因生计所迫很难做成的，那么民运人士的用武之地也­就顺便地开辟了。
问题就在于我们已经进入了人民的社会领域，我们因为已经面对着的是人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观念都没有人民化，而还是保守着我们在作­为”异议人士”时候的本分，我们即使混在了人民中间也还是妄然。在这里民运人士和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改造，若不是这样的话，目前这个我行我素的局面­就不可能被打破。在这里，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值得我们借鉴。如果说”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运转”的话，现在这”新的­一轮”，已经”轮”到我们了！我们能不能做成中国民主的伟大事业，也就看人民买不买我们的帐了；如果要人民买我们的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看一看民主社会中­的那些政党怎样对待自己国家中的选民就知道了。